最犀利内部会议上高层智囊讲了啥？

9月16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等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就民企当前遇到的困难及改革的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以下为演讲精编，文章未经本人审阅。

杨伟民：减少政府机构，取消所有制分类

（中财办原副主任）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想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

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

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

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

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盛洪：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甚至是负数了

（著名经济学家）

我认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

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的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

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但一方面，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另外，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经济学家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当然，经济学家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时，经济学家要出来提出警示。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今天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

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呢，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马建堂：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当下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然而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极大了的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在我看来，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吴晓灵：要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李扬：国进民退是民企在下行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

目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我在做调查时发现，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我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但我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四通控股董事长）

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现在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陈东升：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我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我认为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刘晓艳：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而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易方达基金公司总裁）

我发现当下存在几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政府执行力非常强，各种重磅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却比以往更加强烈。我们一方面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

就此我也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第一，要清楚改革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弄懂究竟是为了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应该加强统筹。在堵后门、侧门的时候，要打开前门。此外，各种改革措施不应叠加。打企业一拳还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打趴下了。

第三，在改革过程当中，要尊重历史遗留的问题。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治病用重拳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的前提是科学立法，但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却并不科学。

如果严格执法，行政管理就要有一定的解释权，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赋予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如果换了一个非职能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说科学立法是法制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