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荒危机中可汲取哪些教训？

　　煤改气的初衷是好的，希望籍此减少大气污染。但是到如今煤改气却改出个气荒来：采暖用气供应不足，大量煤改气后的企业停产，这些企业停产又引起了连锁的企业停产，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有多大，现在都还无法估计。昨天液化天然气的现货最高市场价格达到了1万3千元，才仅仅给这场气荒画了一个逗号；天气越来越冷，据说天津一个关键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预计要到明年1月中旬才能投入运行。没人知道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在未来的三个星期里还要涨到多高？

　　气荒已经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了。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总结教训，有利于防止今后冬季出现后果这么严重的气荒。为此，我总结出来可以汲取的九条教训作为抛砖，以为引玉：

　　首先，在决策进行大规模煤改气时，不应该轻视国际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性问题。据说这次造成气荒的直接原因是，中亚卖给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被截留，每天给中国的供气量减少了几千万立方米。但国际天然气供应的不安全性世人皆知。前些年，乌克兰天然气危机导致欧洲很多国家冬季出现气荒，甚至因建筑采暖供气中断冻死了不少人。而中国前几年也出现了几次气荒，尽管后果不是很严重。因此，对于国际天然气供应的不安全性，必须事先准备能有效应对的措施。

　　能源问题的决策有所谓的四大评价指标：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气候保护性。中国是个人均油气资源匮乏的国家，因此天然气的供应安全性较差；使用经济性也不好；环保性和气候保护性则介于燃煤与风光能源之间，不是很好。而采暖是个季节性耗能，必须进行季节性能源存储，所以季节性存储成本较高的天然气，用于冬季采暖，不仅供应的安全性下降，而且还生出了一份不菲的季节性存储成本（相比之下，工业企业的煤改气没有这份季节性存储成本）。因此，天然气是否适宜作为建筑采暖的主力能源，需要做认真的思考。毕竟“宜气”方可“则气”。

　　其次，储气库的建设严重滞后。为了应付上述的国际天然气供应的不安全性和季节性波动，对进口天然气依赖较大或/和（因为冬季采暖造成）季节用气波动较大的国家，一般都建有相当存储能力的储气库；譬如，德国的天然气储气库能力足够其三个多月的消耗。但现在中国的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十天左右的消耗，有些地方天然气储备能力甚至不到三天。储气库，是对付季节性用气波动和气荒的保险杠。而中国的大规模煤改气，实际上是在储气库不足、没有这个保险杠的情况下，冒险闯关推行的，犯了能源安全的大忌。没有建设足够的储气库，一是因为煤改气规模太大速度太快，储气库来不及建设；二是经济原因，一立方米的储气能力，需要投资3至8元；根据最近十部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的文件介绍，中国冬季天然气采暖的建筑面积为约22亿平方米，按平均15立方米/平方米的采暖需气量，按60%的用气量需要在非采暖季存储、其余40%在冬季供给计算，仅为此中国就需要建设大约200亿立方米的储气库，这就需要投资1000亿元左右；如果还要考虑国际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性，则需要建设的天然气储气库容量更大。这也反应了季节性用气有高昂的季节存储成本。如果将天然气的季节性和供应安全的存储成本计入采暖用气的价格中，现在冬季采暖用天然气的市场最终用户价格（不是用户的实际支付价格）估计是4元/立方米左右。这就意味着，一个农村家庭煤改气，一个冬天烧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能耗费用就是8000元左右。而现在烧煤，也就是2000多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负担。至于这个负担居民负担多少？政府补贴多少？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问题的本质是，采暖用天然气的储气库建设费用至今还没有着落，自然就还没有足够的储气库。

　　第三， 给大规模煤改气配套的一个海港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今年冬季采暖季到来之前，没有按时完工。否则，每天可以多进口几千万立方米的天然气。问题是，对于没有应对的预案。是这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业主单位没有报告，还是政府有关部门发现了其不能及时完工，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公众对此不得而知。

　　另外，液化天然气的海上运输也有能源安全性的问题。2015年12月，据说由于一船运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货船遭遇雾霾不能停靠港口，造成北京市的天然气短缺，很多公共建筑的室内气温降到摄氏14度以下。

　　第四，气荒发生后，绝大多数烧天然气的热电联供设备或燃气锅炉没有使用燃油作为天然气的替代燃料。是没有安装燃油后备的功能？还是有燃油后备功能但用户不愿意启用？国际上，使用天然气的热电联供设备或供热设备（包括燃气轮机、燃气发动机和大中型燃气锅炉，不包括家用的燃气炉）一般都配有燃油后备，与储气库配合实现所谓的燃气双保险，在出现断气时使用后备的燃油。我曾经参观过德国凯泽斯劳滕市的热电联供站，同时有燃煤和燃气锅炉，并建有储油罐。燃煤负责基本负荷，燃气负责峰值负荷，用燃油作为燃气锅炉的备用燃料。在液化天然气成本已经高于燃油两倍的情况下，大量的燃气设备却没有启用燃油后备，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五，煤改气的规模太大，远远超过了天然气保障能力。有人说，新增天然气需求只有一少部分来自于建筑采暖煤改气，大部分新增天然气需求是工业企业的新增用气，并且在这次气荒危机中与建筑采暖争气。说这话的人可能是不知道或者是选择性地遗忘，这些新增的工业用气需求，绝大部分恰恰是这次政府主导的工业企业大规模强制煤改气的结果，是这次煤改气大跃进的主战场，而采暖煤改气是在次要的战场。笔者曾到河北省的一个生产纸箱板和包装纸的工业区去过，那里所有生产纸箱板和包装纸的企业都被政府强令要求进行了煤改气，总需求量达每日2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万个农村家庭采暖的用量）。这些企业因为煤改气，热力成本翻了一番还多；气荒危机发生后，管道气供应断了，被迫采用液化天然气，气价又翻了一番多；最后连液化天然气也买不到了，被迫停产；因为停产损失太大而使用高价液化天然气继续生产的企业，则被戴上了与民争气的罪名，成为这次气荒的替罪羊。

　　企业因为气荒停产在这个冬季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现在还很难估计。因为上下游企业有供应链依存关系，一旦上游企业停产，就会造成下游企业的连锁停产。前天，我出差遇到一家水泵企业的代表，他告诉我，他们企业不用气，但现在产品的交货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延误，原因是给他们生产部件的上游企业因为断了气给他们交不了货。

　　对于工业领域的煤改气，真需要好好论证一下，哪些燃煤窑炉适合煤改气？哪些不适合？工业企业煤改气的步子迈多大合适？

　　第六，气荒危机出现后，有关政府部门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甚至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耽误了应急措施的及时启用。

　　这次气荒危机早在10月份就发生了。只不过当时华北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到采暖季，因此广大民众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在10月31日某政府部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的官员却表示：“正同有关部委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完全能够满足冬季清洁取暖需求，即使个别地方出现了民用气短缺问题，也会及时调剂，确保气源充足供应。”本来，如果给一些时间，基层政府、能源供应企业和天然气用户是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的，譬如，供不上气的农村可以准备燃煤炉和燃煤。但是，因为以为采暖期到了以后气源能够得到充足供应，事先没有做好气荒的准备。

　　第七，在出现气荒的情况下，为减少炼焦炉的污染物排放，仍然要求炼焦炉减产，延长出焦时间。每生产一吨焦炭，可产约400立方米的炼焦煤气，其中甲烷（天然气的绝大部分）有约100立方米。如果河北省每天减产10万吨左右的焦炭，就会减产1000万立方米左右的甲烷，而这个量可以满足约100个城市家庭或者50万个农村家庭的燃气采暖。

　　第八，发生气荒危机后，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道歉，求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毕竟“良句一句三分暖”。有关政府部门不应该起劲地为自己辩解，将气荒说成是客观因素，甚至把责任推给无辜者——譬如抱怨按照有关政府部门的指令实施了煤改气并应该按照合同获得稳定天然气供应的工业企业抢走了建筑采暖的气源。推卸责任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更损害了政府的信誉。是人都会犯错误，广大人民群众不会强求自己的政府一点儿错误都不犯，只是希望少犯些错误，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不犯可以预知的错误，不犯大错误。

　　第九，通过这次气荒危机，需要认真地探究：为什么这场气荒会被坐等发生？

　　如前所述，这场气荒在10月份就已经发生了。中央有关政府部门频繁地派出了那么多的环保督导组，去各地督导环境治理工作，包括督导煤改气的工作；成百上千的工业企业被断了管道天然气，被迫使用昂贵的液化天然气，因而企业家们纷纷向地方政府发出呼吁；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官员也都知晓了这个情况。连我这个非政府工作人员因为去企业，也发现了气荒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并发文章《气荒威胁不可轻视》。难道中央有关部门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气荒吗？是下面的官员不敢报告？不愿报告？还是报告了却被上级官员不当一回事？或者上级官员当了一回事，但各个部门却还一直在“研究研究”？直到好几个城市采暖的供气受限，连医院的供气也要被削减，大家在12月7日才见到了一份签发日期为12月4日的应对气荒的文件，这时距离11月15日——北京、天津和河北中部地区的采暖启动日期，已经过去整整三周了。在这三周中，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冰冷的房间里挨冻。

　　对此我联想起了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萨斯传染病危机。我不由得不问一个有点儿沉重的问题：“是不是都在坐等出事？”很遗憾，这已经超出了煤改气和气荒的范畴。

　　2014年的夏天，媒体对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如此记录：“中国如果煤改气（我当时的原话是大规模煤改气），那是不可承受之重，从经济性和能源的安全性讲，都没有可承受之力，所以千万不能做这个事儿。北京的煤改气，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得全部退回去。”（这个“全部”可实在有点儿信口开河）

　　不幸被我言中。两个多星期前，北京市重新启动了唯一一座作为备用的燃煤热电厂，实现了首都圈煤改气，北京市气改煤。但尽管如此，首都圈的天然气供应依然紧张，使用天然气的工业企业依然大批停产。中国煤改气的大跃进终于回到了它起步的原点，并为此付出了且在这个冬天仍要继续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巨大的教训，应该在未来的治霾工作中引以为戒。（【无所不能特约作者 ，陶光远，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