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如何扩大贫富差距？

文／陈根

“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已经肆虐一年有余，其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痛苦和经济损失。然而，对疫情的政策应对也推高了资产价格，最富有的人从中受益最大——在大多数国家，贫富差距都在扩大。据估计，去年有520万人成为百万美元富翁，而身家不低于5000万美元的富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每一次人类大危机的出现都是一次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剂。一方面，自2020年3月份股票大跌以来，美股及上证指数已经通过“V形”反弹创下新高，资本市场反映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增就业数据疲软，表明经济恢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负面作用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令人担忧的程度。如果不能缓和经济的极端不平衡，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猛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全球冲突。但就像历史上的大瘟疫也会带来一些“破坏性创新”一样，这次疫情也给了世界一个机会，也让人类思考应该如何共存。

贫富差距从起源到起因

贫富差距的分化是一种社会规律。全球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贫富分化现象，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就都有所恶化。

全球范围来看，1980－2019年，全球收入前1％的群体收入占比从17．10％上升至19．34％，增加2．24个百分点；全球收入后30％的群体收入占比仅增加0．57个百分点；代表中等收入群体的中间40％群体的收入更是从41．86％下降至39．29％。

以美国为例，根据WID提供的数据，1939年，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为47．8％，收入最低50％人群的份额为14％，战争使收入差距得到缓解。到了1945年，最高10％和最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分别为35．6％和19．7％。此后，两个人群的收入占比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1980年代。

1980年后，贫富分化迅速扩大。到2018年，最高10％和最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分别为46．8％和12．7％，差距34个百分点，这个水平与1939年相当。其收入基尼系数近20年来均在0．40的警戒线以上。

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类似情况。欧盟收入排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29．61％上升至2019年的35．15％，增加5．54个百分点，而收入排后50％的人群收入占比从22．56％下降至20．08％。1980年以来，德、法收入前10％人群的份额均在30％左右；俄罗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收入快速向富人集中，前10％人群的份额从20％左右的水平上升至50％的水平。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在警戒线以上。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体经济的巨大腾飞，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尖锐的贫富分化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50％收入份额基本持平。但经过40年，这两组的差额则扩大了38个百分点。

2017年，中国最富有的20％国民占据了45．8％的社会财富，接近同期美国的水平（46．9％），超过德国、法国、英国（39．7％、40．9％、40．6％），而同期中国最贫困的20％国民仅拥有4．2％的社会财富。

究其原因，则离不开直接影响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再分配作用导致贫富分化的相关因素。

从直接影响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报酬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一般规律，直接扩大了资本积累，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造成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较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资本拥有者将获得比劳动力提供者更多的收益，进而产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因素，改变了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大了贫富分化程度。技术进步对劳动者产生非对称冲击，高技能劳动者获得更高的报酬，进而产生收入差距。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被进一步放大。

从再分配作用导致贫富分化的相关因素来看，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则与金融资源占有向富人倾斜，以及长期的低实际利率相关。就金融资源占有向富人倾斜而言，如果说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报酬影响了贫富差距，那么市场经济下所鼓吹的金融资源，则是加剧社会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金融的核心就是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其稀缺性会导致市场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效率。然而，由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的存在，金融机构在面临各类投资者时，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成本，提高效率，总是选择一直表现良好的企业或个人进行服务，一些潜在的或者处于劣势的需求者，则被拒之门外。

并且，“资源组合效应”使得更多高眼界、多资金的富人选择股票、基金、外汇等多个金融资产进行组合投资，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比如，对美国的富人来说，财富前5％的家庭持有85％的股票，收入低的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持股更是接近0。于是，在这种资产组合下，富人凭借多组合投资拿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矛盾进一步凸显。

长期的低实际利率则为金融资源占有向富人倾斜进一步提供了条件。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为例，1919年国债的利率水平在5％左右，二战期间（1939－1945）降至2％；战后利率一路攀升，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达到14％；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利率持续下降，到2019年末已经降至2．2％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则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财产转移渠道、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来保值增值。穷人则由于低财富水平面临较高的借贷约束，能获得的金融资源少。这种隐性的“通货膨胀税”无疑起到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此消彼长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新冠疫情如何扩大贫富差距？

每一次人类大危机的出现都是一次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剂。疫情背景下，全球贫富分化在紧急的经济政策、资产价格上涨、疫情的不对称冲击等渠道下再度拉大差距，形成“K型”恢复格局。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断崖式下行、失业高企、物价低迷的状况，各国央行恪守其货币政策目标，再次重启、创设一系列货币政策手段来应对危机。各央行所运用的货币政策手段基本可归为利率调整、公开市场买卖、信贷宽松三类。

央行采取的政策首先是利率调整。美联储与英国央行在疫情暴发后，均于2020年3月两次调低基准利率。其中，美联储3月3日与16日分别调降联邦基准利率50BP与100BP，将联邦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此后利率区间一直保持不变。

英国央行则于3月11日与19日分别下调基准利率50BP与15BP至0．1％这一历史低位。欧元区与日本疫情爆发前基准利率水平已经为或低于0，央行未再调整基准利率水平。

其次，全球各国央行普遍进行了公开市场买卖。比如，美联储增持的资产类别为国债与抵押担保证券（MBS）。其首次公布的购买规模为7000亿美元，包括5000亿美元的国债以及2000亿美元的抵押担保证券，之后宣布资产购买规模不设上限。但除3、4月份之外，每月的资产购买规模维持在1200亿美元。

最后，全球央行也进行了信贷宽松。美联储在疫情后重启并创立了多项直接针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实体部门的信贷支持工具。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财政部以外汇稳定基金注入资本金的工具，；第二类是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和工资保障计划流动性贷款（PPPLF）两类无需财政补助资的项目；第三类是CARES Act专项拨款作资本金的项目。

不论是利率下调，还是公开市场买卖，抑或是信贷宽松，其带来的最直接结果都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扩张，以及全球流动性的持续宽松。其后果必然会引发后疫情时代，或者说后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各类资产价格会因为货币的超发而进行以更贵的形式重新定价。

对于富人群体而言，其大部分的货币会借助于各种资产的形式进行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随着资产价格的推高带来的个人资产的水涨船高。瑞信（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发现，随着各国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廉价资金，推高了资产价格，2020年全球家庭积累的财富总额增加了约28．7万亿美元。

股本和住宅地产的估值上升，使家庭净资产总额（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减去债务）增至约418．3万亿美元。以固定汇率计算，这相当于增长4．1％，仅略低于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尽管全球经济正艰难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卫生危机和相关封锁限制措施的影响。

该研究估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的百万美元富翁有5610万人，较上一年增加了520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新晋百万富翁来自美国。瑞信这份报告中指出：“家庭财富所发生的变化与整体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鲜明对比。”

然而，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这显然是一场灾难。因为其收入很难获得显著提高，但其所消费的商品价格却因为资产价格的推高而升高。再加之其并没有充裕的钱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其结果就是承受于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与挑战。

此外，由于疫情引起经济衰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和低薪员工等部分群体受到更大影响。评估疫情冲击后这些群体的承受力，方法之一便是关注其工作特征，例如远程工作能力、工作必需性和人际交往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总结了在美国各行业中这些工作特征的重要性差异后发现，休闲业和酒店业等依赖人际交往的行业往往失业率更高，受损严重行业的工作必需性往往相对较低。究其原因，远程工作能力与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更易受到疫情冲击，从而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贫富分化升级全球问题

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其负面作用更是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令人担忧的程度。

贫富差距加速扩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阻碍经济增长。短期内，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消费不振，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原则上，富人相较穷人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加权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滑，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首先，长期来看，贫富差距扩大将造成创新动力不足，平均教育水平降低等问题，压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撑。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收入结构趋向于两极化，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技术创新的支撑。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压缩了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了创新主体的发展前景。

其次，贫富差距扩大具有自我加强的负反馈效应。对一个相对贫穷的人来说，限制消费的最重要约束条件是收入和财富，所以收入提高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消费；而对于相对富有的人来说，因为大部分消费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更多的收入只会有很少的一部分用来消费，其余的都会变成储蓄。

因此，低实际利率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由于富人消费增加相对较少，但穷人又没有收入来支撑消费，社会的整体消费需求就会降低，而需求不足可能会进一步倒逼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比如，美国为应对08年经济危机后的消费负增长，一度将利率降至0．25％。名义利率的下滑，又会进一步加速富人财富的膨胀，形成贫富差距扩大的自我强化。由于这种反馈机制，贫富差距扩大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种类似“乘数效应”的影响。

最后，贫富差距扩大还会引发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趋加剧的贫富差距扩大加大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并以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极端路线政党上台为标志，成为影响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不安定因素。中国青年“内卷”和“躺平”的产生和泛滥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彼时，先富政策成为一种务实选择。然而，落实到现实层面，先富的必定是那些有权力、有资源或者接近权力的阶层。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部分非“权力阶层”的人们借助该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因为那时市场到处是机会。

于是，先富政策以社会的两级分化作为代价——中国的贫富分化和财富分化就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形成，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因为掌控财富的阶层就在政府内部或者是与政府有关联的人，他们没有动力和机制去改变这种资产和财富分配的格局。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生存压力开始持续增加。

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一个让人心跳的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兴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高生育成本虽然和高房价也有关系，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他成本特别是教育也是一笔不少的负担。虽然社会的开放看似给了年轻人无数机会，但每种机会都是有门槛的，真正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寥寥。

终于，面对中国的高房价、高物价、高生育成本、就业难、低社会机会的高生存成本，年轻人不得不通过高强度、无意义的竞争来确保自己的职场存在。并且，对处于内卷状态的年轻人，他们只能把矛头指向资本，从而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反资本、反自由市场的“性格”，将“躺平”和“内卷”视为资本和自由市场的过错。无疑，这对中国未来自由市场体制的构建非常不利。

流水的富豪，不变的分化。当前，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如果不能缓和经济的极端不平衡，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猛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全球冲突。正如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值得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