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抑郁症，被困在社会里

文／陈根

个人的精神健康是个人生活存续的必要条件，社会的精神健康则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愈发频繁的与精神健康相关的社会新闻以及触目惊心的调查数据，却越来越昭示着人们与精神健康的背离。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有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而在一众精神障碍里，抑郁症则是离人们最近，也最令人们困扰的精神疾病。全球约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我国抑郁症患者超过5400万人。也就是说，每2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症。

在庞大的抑郁症人群里，年轻一代则是抑郁症发生的“重灾区”。近些年来，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逐年走高。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曾感觉抑郁。

而另据中国儿童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国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如抑郁、焦虑、强迫、自杀自伤等。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有效干预，许多问题会延续到成年。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的裹挟下，那些被心理疾病压垮的年轻一代，能找到出口吗？

抑郁背后，身心俱疲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就是抑郁障碍的一种典型状况。

不同于普通的情绪波动，或者面对挫折挑战时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抑郁症会对患者生活造成极大影响。尤其是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很可能导致患者在工作、生活中表现不佳。最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自杀——每年有近80万人因自杀死亡，自杀已经成为15至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社交网络的覆盖下，人们对抑郁症人群已不陌生。但为什么会抑郁，却常常说法不一。虽然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并未完全被弄清楚，但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抑郁症的发病与脑内神经递质、内分泌，免疫与遗传等有关。

脑内以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5－羟色胺（5－HT）为主的某些神经递质异常传递与消耗，打破了脑内控制情感系统的平衡，使抑郁占据上风。大约60％的抑郁障碍患者表现为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抑郁障碍患者也出现垂体和肾上腺增大，肾上腺皮质激素可能影响患者的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5－羟色胺（5－HT）功能。

约25％的抑郁障碍患者血浆促甲状腺激素（TSH）的含量显著降低，而游离T4水平明显增高。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不少方面可以抑郁障碍相混淆，如运动性迟滞、疲劳、性功能减退、抑郁情绪值、自杀倾向等。

抑郁障碍的家系调查结果比较一致，有40％～70％的抑郁患者有遗传倾向。抑郁障碍的亲属，特别子女罹患抑郁障碍的概率高出一般人群2～4倍，并且抑郁障碍家系遗传具有发病年龄逐大减小和疾病严重程度逐代增加的特征。抑郁障碍的先证者中抑郁障碍的子女发生率较正常人子女抑郁障碍的发生率高出2～3倍。

抑郁症的发生除了与生理相关，还与心理上的错误调节、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密切相关。对于日益年轻化的抑郁症患者群体来说，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是造成年轻一代心理问题的最大诱因。

一方面，现代社会高竞争高压力下，家长往往也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长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对孩子从小开始的学习成绩的期望上，于是“鸡娃”行为成为当下社会家长们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高期望”、“高焦虑”、“高社会比较”成为家长群体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

这种期望和社会比较的心理和行为无疑对孩子的少年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学业不良学生，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佳，常常处在更多、更强烈的自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极易出现过激行为。

另一方面，当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给青少年带来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青少年也受社会普遍心理影响，自我意识强烈，自我体验敏感而深刻。也就是说，随着青少年对自我愈发关注，成功、快乐在他们心中放大的同时，失败、挫折和伤害也被不断放大。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阶段抗挫折教育却往往存在缺失，大部分的学生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压力、否定等的磨练，在遇到困难时会出现卡位现象。因此，一旦生活遭遇负性事件，他们就易长期陷于负面情绪体验中而不能自拔。

生理和心理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合围了年轻一代人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抑郁症在年轻一代的群体里愈演愈烈。

困境里的抑郁症

抑郁症，是疾病，却无法得医治。抑郁症患者自身的病耻感，以及社会上整体对抑郁症以及相关精神疾病的轻视与污名化，往往使很多患者抗拒寻求专业帮助，耽误了治疗时间。病耻感是全社会的合谋，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抑郁症”这个词怀有不屑、轻蔑，甚至敌意的态度。

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李凤兰以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共 2222 名成年人为样本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整体评价和态度。结果发现，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评价是患者表现怪异、行为难预测、整体糟糕、原因复杂、个体影响严重、处理困难、社会危害严重。

正因如此，许多抑郁者患者不敢被亲人发现，不敢被朋友发现，更不敢被社会发现。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在确诊抑郁症后，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的：“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也正因如此， 一则青少年自杀新闻下才有不少网友评论“还不是他自己脆弱、矫情”。在一部分“正常人”眼里，抑郁症就是矫情病。 但显然，这些话不会让装抑郁的人受到任何影响，却会使那些真正被抑郁困扰的人滑向深渊的更深处——他们明明那么需要求救，却因对周遭舆论的恐惧而无法说出口。

这样的情况加上不可忽视的日益庞大的抑郁者患者群体，于是在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卫健委发文，要求普查抑郁症学生，这意味着，抑郁症将真正被“拿到台面上来”。

根据《工作方案》，在2022年前，国家将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然而，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随之而来。实际上，高校在抑郁大学生应对能力上的不足，也是我国整体精神卫生预防与治疗能力不足的一个缩影。虽然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室，但其工作模式常常滞后于学生需求，与高校生活的结合度、融入度都较低。

截止至 2014 年，在中国就职的专业精神疾病医生比总人口数为 1：10万。美国是中国的十余倍，而同一比例在日本则有 20：10 万之高。2016年，一份由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和简单心理app共同发布的心理健康与心理专业服务报告显示，我国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相对欧美过低，且实际从业门槛比行业标准更低。

国家卫健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开设精神医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数仅29家，每年招生数1600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3．34万人。这与几百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量级间巨大的悬殊足以令医生疲于应对。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整体人才匮乏、专业化不够的大环境下，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的资源自然也会受到限制。

抑郁症筛查或将成为年轻一代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这远未到达终点。除了要面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这始于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更要解决的是心理咨询服务的可及性，解决当前转介资源的不充分、不均衡的突出问题。

随着抑郁症人群的日渐庞大，社会的黑狗也在生长着，这是社会向我们提出的新的挑战。面对越来越多被心理疾病压垮的年轻人，寻找出口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