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肿瘤多学科治疗的1959启示录

多学科治疗MDT（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是由多学科资深医学专家共同讨论与制定的诊疗方案，是现代国际医疗领域推崇的先进诊疗模式。

在中国，由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措施远未到位，从而导致病症复杂的中晚期肿瘤患者居高不下，为此，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称，2018－－2020年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

事实上早上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金显宅教授、吴桓兴教授、孙燕院士以及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女李冰教授等人集思广益，共同制定了中国肿瘤防治的长期战略。

第一，预防为主。

第二，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结合。

第三，中西医结合。

第四，综合治疗。

60年前，这四大肿瘤防治要点即已囊括了循证治疗、转化医学、整合医学和多学科治疗的多元体系，与当下流行的的西方主流治疗思路高度吻合。

基于医学的发展和患者需求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欧美医学提出了循证医学、整合医学，本世纪初又提出精准医学，在肿瘤治疗上更为明确了多学科治疗的理念。

回顾历史，1959年“中国肿瘤防治长期战略”的四条基本“国策”与当今欧美之主流医学观立意相同，异曲同工。西方医学跟中医理念，不仅有碰撞，更是有交融。

“每当问及现在很多的年轻医生，普遍认为MDT是欧美的创新，其实追根寻源，实际这根本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医学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古老传统。”李定纲说。

眼下，中国老龄社会进程与环境代价的初步显现，使得肿瘤疾病成为“国民大敌”。史海寻宝之时，中国医学的有幸在于，早在60年前，我国肿瘤防治的泰斗豪杰与先驱者们就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财富。

如果说，MDT是未来中国肿瘤防治的主流，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历史赋予我们的启示。

壹｜殊途同归的中西方医学

中医历时几千年，最讲究辨证施治、君臣佐使，中药配伍使用才能达到诊疗效果。针对每个患者，中药在搭配的过程中还注重加减法，剂量的增加和减少都将因人而异，这就是个性化。

这是李定纲所说的中医遵循的“非常严谨的哲学思维体系”。

“以前的欧美医学发展也曾遵循过这一规律，但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则开始了单一化。到了今天，西方医学界忽然发现标准化、单一化的诊疗思维与实践已很难实现对生命这一复杂体系从保健到诊疗的全过程管理。”李定纲告诉《多肽链》。

现代医学是西医主导的精细化分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层层划分，医生也被层层分割。

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医生在学医时被要求学习包含社会属性、心理要素等多重体系的“完整人”，但到了临床运用，却只针对一个系统、一个器官、或者一堆细胞去诊病施药。

“当前的医学体系确实造就了一批在基础研究上堪称杰出的专家，但却让我们缺少了大批能够诊治病患的临床大家，很多医者的思维体系难以适合临床。”

李定纲觉得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医学倡导的精细化与生命本身的复杂性无法匹配。而这一考量尤其更适用于病症复杂多变，充满未知异质性的中晚期实体肿瘤的治疗。

因此，肿瘤患者呼唤MDT，最需要MDT，它意味着，一旦患上癌症，即可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的一线希望。

面对肿瘤，患者心目中的好医生，会用好药或者新药，会用新技术或懂新知识，掌握新设备。

好医生必须具备能将好药、好技术、好设备构建成一个因人而异、个性化、多学科整合的好方案，有了这一“有能力的医生群体”，才能最终为广大肿瘤病人带来MDT多学科治疗的好疗效。

在李定纲看来，千年中医和百年西医终于在20世纪初走到交汇处。

“我们的预防为主、基础与临床结合、中西医结合与综合治疗，对应着西方的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多学科治疗，在医学理念与临床实践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汇合。在健康领域，基于人类最基本的哲学思维形成的文化传承开始交汇，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达成共识。”

贰｜人才断层之虑

虽然共识达成，但蝶变却还需时日。

在中国，肿瘤的MDT，不可忽视的是中西医结合。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医学西化彻底，中医式微，中西医结合人才锐减。

“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是三支医学学派共存。第一支是代表三百多万西医的中华医学会；第二支是代表几十万中医的中华中医学会；第三支则是由几千位中西医人支撑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会。”

李定纲细数之处吐露出一丝无奈，中西合璧曾在李定纲的父辈中间最为普遍。

西医出身，脱产学习中医是那一代医者的必修课，是文革之前非常严谨与正规的教育模式。

彼时的西学中医生一般要全脱产学习2－－3年，要精读中医经典之著，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学衷中参西录》等，真正使那时的医者中西合璧，中西结合，融为一体，大家频出。在这群人中，有学习中医药三年，问鼎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有95岁高龄的吴咸中院士和年近90的陈可冀院士等经典代表人物。

说起现在中西结合人才现状，李定纲感慨：“文革期间由一批二三十岁的人学了以后延续到今天，一点稀少的种子，烟火正在慢慢熄灭。这支力量人数太少，前辈们大都乘鹤西去。以后中西医结合恐再也没有了，没人学了，中国的新医学派正在走向消亡。”

从中西医结合出发去看现在的MDT，确实需要一批能横跨两个医学体系的基础人才队伍。

没有人去实践，MDT多学科也仅仅就是个很好的概念而已，在人才大军与临床的有效实践到来之前，一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李定纲认为很关键的原因在于整个生态体系还未建成：“建成新生态一定是对原有的秩序进行调整，对原有人的知识结构的更新改造。如果说在临床上，有一批活跃的人积极地从事MDT多学科探讨和实践，形成大趋势，MDT才有可能成功地造福广大肿瘤患者群。”

但对MDT多学科发展现状，李定纲也认为不必太过悲观。

“无论是沿袭古代哲学，还是整合了现代科学体系，好医生都是实战派，他们以病人为中心，以看好病为目标，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MDT多学科的探索实践。很多大专家要面对极为疑难复杂的病患，‘专’解决不了，他们也会将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重新排列组合。”

李定纲认为“宰相必取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他赞赏任正非的妙言，“将军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打仗打出来的。”

没错，有意栽花花不开，中国未来MDT人才大军将来源于中国巨大的肿瘤病患人群，以及众多仁心医者们的艰辛临床一线的探索实践。

目前的MDT是概念、是口号，有很多机构或者专家愿意为这个概念做传声筒，这是好事，有利于整个医学的发展和患者生命的延续。

叁｜渐变的MDT

在中国，因为健康管理意识薄弱、筛查技术不过关等多重原因，中晚期肿瘤患者偏多，单一的诊疗手段难以应对。

此时，MDT多学科的出现可以说很及时，但从概念到有效实践过程中，MDT要迈过很多屏障，第一重是决议机制的缺失。

肿瘤科是李定纲的专业所在，他看到的是开会的专家不少，但没人能敲定最终方案，也就无法将方案落实到患者身上。

“我们需要最后拍板的‘三军总参谋部’，需要决策，不能让多学科停留在讨论层面”，李定纲更愿意从病患的角度思考问题，“病人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落地方案和执行团队。”

“指挥员”的作用还在于信息的采集归纳、人力资源的配合调整，让一个个治疗方案能接连或交叠落地，从而打破各个学科间的掣肘屏障。

组成一个肿瘤多学科医疗团队不难，难的是团队中都是单一学科人才，没人顾及“集成”问题。

MDT整体还处于很初期的阶段，具体到肿瘤治疗，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这依然涉及到改变MDT生态环境的问题。

李定纲认为这一系统改造工程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才培养的推动，无论是公立、民营医院的主管部门还是医学教育机构，都要参与其中，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与博士后，形成建设MDT学科的完整人才链；

其次是外部体系技术力量的提升，基因检测、免疫治疗、干细胞技术、微创与无创等外部技术的不断进步，会对MDT多学科治疗产生正面与积极的推动作用，毕竟，多元技术在引领集成整合，也在呼唤MDT。

另外，还需要一群“先进”的患者。

政府在覆盖低端医疗服务，不可能为中高端医疗服务买单，中晚期的肿瘤病症，要取得治疗上的有效性，不仅需要有能力的医者和治疗方案，更得有先进意识的患者提出个性化医疗的刚性需求，两相结合才有创新的空间，才有MDT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力。

李定纲认为互联网时代和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在为肿瘤MDT注入希望。

越来越多的医生突破体制，越来越多的肿瘤医生集团、民营肿瘤医院会成立，为了区分于公立大三甲医院的僵化诊疗模式，差异化发展必不可少，而MDT会是一个特色发展方向。

但“变是渐变，不会是突变”，医疗体系中的人从之前的无知、拒绝到了现在的知道一点，大多在观望，尝试者少，都在静观其变。

“比太空还复杂的生命体，不应该到医疗这里变成非常标准化的统一治疗，教条主义害死人，照搬教条肯定要吃败仗，医疗当然也更要讲求最佳的资源配置和集成整合。”

李定纲告诉《多肽链》，过于细化的专科让医疗与医生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现在要寄希望于MDT多学科方向，回归正确的轨道。

本文为《多肽链》独家专访原创

作者丨毛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