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预防遗传性疾病”社论发布，生命与道德如何权衡？

6月3日，国际知名胚胎学家、OHSU胚胎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主任舒赫拉特·米塔利波夫博士与他17岁的儿子保罗·米塔利波夫共同撰写了一篇社论，阐述了利用基因编辑工具预防遗传性疾病的必要性。该社论收录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事实上，在基因编辑领域，中国“赫赫有名”。去年，世界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主导了这个基因编辑工程。据称，贺建奎将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进行编辑，使他们出生后天然获得抵抗艾滋病病毒的能力。看似是疾病治疗中的一项新创举，实质上牵涉到复杂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个冒进的做法未经深思，欠缺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权的尊重，“人可以操纵人”的概念也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恐慌和抵制。事件发生后，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等部门陆续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并将依法惩处。今年一月，事件调查有了初步结果——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已触法律红线。

米塔利波夫认为，中国的这次实验在科学上并不成熟，在伦理道德上也不负责任，世界各地对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工程的监管应该继续加强。但他表示，目前科学家发现了一万多个单一的基因突变，折磨着全球数亿人，而生殖系基因疗法并不是十恶不赦，它在预防遗传病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正视基因编辑，努力提高和完善技术水平，厘清道德伦理边界和原则，才是关键所在。

2017年，米塔利波夫发表了修复人类早期胚胎中的基因突变相关研究报告，当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中国的曝光，引发了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和一些学者、网民的声讨，他们呼吁叫停这种基因编辑研究。在一片反对声中，米塔利波夫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他承认这需要经历伦理道德层面的考验，但同时也发现，在呼吁禁令的人当中，绝大部分并不从事人类生殖系基因治疗或生殖医学领域工作。很多人只是跟风反对，对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和成果一无所知，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儿子保罗·米塔利波夫是波特兰西部阿罗哈高中四年级的学生，去年夏天来到父亲所在的OHSU健康与康复中心实验室里当志愿者。自2017年开始，他就开始关注父亲的研究，在他大学预修生物课的课堂讨论中也有相关话题，他对此非常感兴趣。通过与父亲的沟通交流，他参与到研究中来，帮助父亲处理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那篇社论的图形元素和参考文献，并修改了一些文章。他表示，帮助父亲改写一些章节，是为了确保科学术语不会让普通人无法阅读和理解论文，“对于非科学家来说，了解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位置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他认为，在目前伦理条件还没有给予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也需要客观对待基因编辑，一味摒弃很有可能丧失许多开创新疗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