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绿洲以色列

作者丨丁唯一

编辑丨张宇喆

以“创业国度”闻名于世界的以色列，约有6000余家初创公司。仅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周边1平方英里土地上，就塞进了600多家大大小小的新创公司。

2018年，据纳斯达克主席尼尔森·格里格斯（Nelson Griggs）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近4000家公司中，以色列囊括70家，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超过全欧洲的总和。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致力于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创新技术，以色列都有自己的发展之道。目前，凭借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领域的深耕，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裔达到12人。

以色列风险资本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募集资本的数额一直在增长。该国高科技公司在2017年共募集到52．4亿美元融资，完成620个交易，较2016年的48．3亿美元融资增长了9％。其中，有4家公司的融资额度超1亿美元。

今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2019中关村论坛上，亿欧对以色列理工学院前副院长Adam Schwartz教授以及魏茨曼研究所耶达技术转移公司董事长Mordechai Sheves教授进行了专访。以色列之所以能成为创新之国的原因，我们从两位教授那里找到了一部分答案。

科创沃土：“虎刺怕”精神

“以色列的人口约有870万，差不多和中国南京相当，”刚刚结束南京之行的Adam教授说道，“但是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却非常多。”福布斯2018年统计的结果显示，以色列目前约有6000余家高科技初创公司。也就是说，平均每1400人，就拥有一个初创公司，这个比例远远高出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在Adam教授看来，形成这样对科创友好的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国家。”Adam教授提到的第一个因素就让亿欧颇感意外。但他随后解释道：“以色列的儿童并不像西方那样被过度保护，而是从小就不得不学会靠自己解决一切问题。”这让他们深信，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最实际。

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常被以色列人挂在嘴边的词——Chutzpah虎刺怕。在犹太教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敢于直言犯上、挑战权威，表达不同意见。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教授张平表示，这种胆量是让犹太教得以实行的道德支撑点，因此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就成为了一种发展的需要，“虎刺怕”在以色列的教育中得到了积极的理解和反馈。

“我们非常鼓励学生表达不认同老师的观点。”Adam教授认为这也是激发年轻人创新的源泉，“他们不愿意默守陈规，所以总有新的想法。” 而历史上犹太民族历经磨难，在建国之后，一边冒险，一边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出路”。而创业在犹太人看来也像一种风险试错，“我们对于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很高。”Adam教授坦言，相比于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他门更看重的是创业带来的技术突破。

而全民皆兵也成为了以色列科创最好的孵化器。以色列的军队中，权威不是用来被保护的，而是要随时被挑战的。 “在军队中，士兵也被鼓励表达想法。”Adam教授这样说道，“军队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交流也会激发思想的碰撞。”

以色列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等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军队的训练功不可没。而以色列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对军队高技术IP保护政策非常自由。军队退役的年轻士兵可以利用在军旅中掌握的高深技术去创业。而实际上，结识于军营的以色列创业团队也并不在少数，完全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起打过仗的团队”。

技术转移：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创新技术当然不能只停留在天上。

“有些想法在提出来的时候听上去很疯狂、很傻。”Adam教授说道。而以色列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把这些听起来不切实际的想法，通过学校、和技术转移中心的帮助让它们变成现实。

调查显示，以色列的创新生态链，一般来说包含六个要素，即初创企业、工程师、研究型大学、风险投资、政府和大企业，它们相互协同、相互作用，不断演绎着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

而据Adam教授介绍，在以色列创新体系中，大学是重要的一环。学校的学术成果商业化占比很高，是以色列大量初创企业的源头。技术转移中心是每个以色列大学、研究所等机构里都有的特色组织，它的作用就是将创新想法推入市场。全球最大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制造商Mobileye均来自大学的技术转移机构。

早在1958年，以色列国父魏茨曼开始关注研究院的技术转移能力，于是成立了耶达（Yeda）技术转移公司。它拥有魏茨曼研究所所有专利的独家转让代理权，承担技术转移过程的多项工作，比如确定项目的商业潜力，执行初步开发等。这些工作都使研究所的技术专利在没有广泛推广前就已经十分接近市场需求，大大提高了技术的转化效率。

然而，不同领域在商业化的进程中，进度也千差万别。“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商业化落地就会相对较快，而在医药领域，商业化进程可能会非常慢，并且是不可预计的。”Mordechai教授表示。

今年，魏茨曼研究所耶达技术转移公司和中关村达成了在创新药领域建设联合研发和转化平台的协议。该平台在中方由中关村发展集团和中关村驻以色列联络处的运营方盛景集团共同投资设立。

中关村驻以联络处主任、盛景嘉成母基金合伙人王湘云女士表示，“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以色列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之一，在新药的原创性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由耶达公司经过技术转化上市的药品每年创造的价值超数十亿美金。”

中以科创合作的下一步：融入彼此生态

以色列人口共有871．2万，这样的人口容量无法带来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以色列初创企业从创立之初就必须面向世界。

有着成熟体系的支撑，让以色列这个“中东硅谷”成为了世界各大企业收购和投资的对象。Google相中以色列的网络应用开发商LabPixies，随后又把导航应用软件公司Waze收入旗下；三星曾对以色列机顶盒厂商Boxee进行收购；更不用说对以色列青睐有加的英特尔，更是以153亿美元的超级交易收购Mobileye。

中国在经历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中，对以色列高科技兴趣不减，然而中国资本向以色列的出海却依然面临着瓶颈。在收购和并购以色列科技企业方面，中国企业的参与度仍在美国、欧洲，乃至日本之后。在两位教授看来，尽管中国对于以色列是很重要的市场，但是中以合作目前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据INNONATION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一共发生了15笔，其中公开投资额的投资13笔，总投资额约为3．65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去年同期约为5．7亿美元。

Mordechai教授坦言，目前以色列的主要投资方还是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中国投资更倾向于买走他们的‘商品’而不是持续投入研发。”

双方的期望不对等成为了中以合作的障碍。以色列作为一个资本竞争激烈的国家，来自各个国家的淘金者并不少见，加上国内市场的容量有限，注定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技术输出国，因此在输出过程中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就尤为重要。而中国作为一个资本来源地，全球的商品在这片市场竞争异常火热，因此中国的资本需要找到的就是最好的“商品”。

Mordechai教授也表示，以色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在意，而此前以色列企业对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所隐忧，但目前这样的担忧在减弱。

理念上的分歧，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走向谈判桌，最终成交的概率也并不大。

尽管挑战重重，中以双方仍在不断的探索有价值的合作新模式。“耶达与中关村的合作，为中以合作探索出新一步互利共赢的深度合作模式，并有望推动我国在床新药研发领域的建设，提升我国创新药技术转化与产业化能力，形成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王湘云女士说道。

从最初组织企业家和投资人代表团前往以色列参访交流，到成功投资以色列一系列的顶尖创投基金，再到创立盛景全球创新大奖，盛景在中以合作的探索中不断趋于成熟。2017年，盛景集团年被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选为中以创新加速器的服务商；2018年，盛景集团再获中关村管委会的认可，承担了中关村驻以联络处的工作。

王湘云女士坦言，盛景的发展遵循着其独创的中以创新合作模式——“五个一”，即中以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五个方面。在以色列，第一通过聚焦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和企业，第二再和以色列头部机构与基金进行平台式的合作，让中方能更好的融入以色列的创新生态。在中方，第一结合政府和产业科技园区支持的创新落地平台，第二与具备市场化能力的头部企业合作，第三通过把上述中以机构通过服务和投资整合起来的品牌化服务平台，使创新合作得以有效落地发展。

王湘云女士表示， “盛景的愿景就是希望成为连接中以创新合作的纽带，通过投资与服务，把各方资源更好地、高质量、高效地协作起来，推动整个创新生态的发展，最终真正跟中国产业、市场能够深度结合起来，实现中以双方的共赢。”

编辑：张宇喆

作者：丁唯一Ocean 来源：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