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双碳大战 面临四个分叉口 中国如何抉择！

大气网讯:全球双碳如火如荼，在外部环境险恶、内部挑战巨大、发展中国家期待的背景下，中国有什么选项？

美国民主党发起、牵头并推动“碳排放大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全球的绿党与“革命”的茶党之间、精英阶层与底层“黄马甲”之间、传统行业与新行业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等一直在纠缠、博弈、争斗。美国执政党的轮替随即会让“碳排放大战”偏航甚至偃旗息鼓。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代表，在拜登时代和后拜登时代该如何担当和自处？

中国的担当和选项，不仅对人类和平与全球发展，且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及中国百年大业，都至关重要。

一

中国有何优先目标？

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别依然严重，各种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质和土壤污染形势严峻，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所以中国未来的优先目标选项，依然是：

（一）经济发展

“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重的就业压力，不发展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硬道理”。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仅产业升级转型失去动力，止步于发达国家的门前，现有市场份额也将被后发国家蚕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发展不仅仅是增长，更是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和升级。

（二）民生改善

尽管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按中国的现行标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20年中国仍有1.949亿贫困人口，“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差距很大。另外，缩小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距也是当务之急。

图1：世界主要贫困人口分布。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

(三）就业增加

美国发动“碳排放大战”的原因之一就是提升本国就业率。中国的失业率在大国（G20）中虽处于较低水平，但与日、韩等东亚近邻相比，仍有差距，乘上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加上广大农民工的非典型就业状况，失业人口数量相当“可观”。

图2：G20国家/地区失业率排名。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四）环境治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最初的发展机会是靠牺牲环境从全球市场争取过来的。沿着“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老路，中国已走完了前半程，后半程更为紧迫，毕竟水不能饮，气不能吸的后果只能自己承受，更事关后代，账还远远未到还清的时候。环境治理自然成了当今中国优先选项。

除了经济、民生、就业、环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目标重要性也不遑多让。“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目标，在现阶段，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将其置于优先序列。

将“双碳”提到优先目标，中国有哪些优势、劣势？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能否在未来的“碳排放大战”中占有先机？

二

中国具备哪些优势？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并不乏优势，制度优势更保证了可以上下一心，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一）规模优势

截至2020年底，可再生能源约占中国电力装机的40%，发电量的30%。水电、风电、光伏及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在建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也为全球第一。

（二）技术优势

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储能等低碳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特高坝和大型地下洞室设计施工能力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国内风电装机90%以上采用国产风机，10MW海上风机开始试验运行；光伏全产业链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储能产业蓬勃发展，技术经济性处于领先水平。

（三）市场优势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规模效应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额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水电业务遍及全球，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四分之三的组件。

图3：2019年中国光伏产品产量及全球占比。数据来源：CPIA三、中国尚存哪些劣势？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新风貌传遍全球，中国制造被更多人接受，也有更多投资进入中国。次年，中国能耗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延续至今，能源消耗与经济同步增长。

三

中国面临哪种压力

（一）资源禀赋压力

目前，中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57%。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23%，非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带来较严重的环境污染。

图4：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结构。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对中国而言，打一场“减排”大战，资金并非短板，部分技术如节能、氢能、海上风电等，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最主要的劣势还是现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旦快速更替将会带来能源安全风险、能源普及倒退与能源价格轮番涨价等一系列问题。

（二）安全之剑高悬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超过七成的石油与四成的天然气依赖进口，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对中国能源安全不言而喻。如果自废武功，一旦爆发冲突，油气禁运，在近期单靠可再生能源还无法支撑庞大的能源需求。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大比例接入电网，能源供给安全将逐步转为技术挑战和大面积、不定期的中断风险。

（三）能源普及退步

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制约，在部分农村地区，煤炭仍然是主要能源。曾经如火如荼的“煤改气”运动在“气荒”面前羞刀难入，被收掉煤炉的部分北方地区群众，无法有效取暖。如果无法做到“以供定需”，将经济性清洁能源普及到乡镇、农村和边远地区，这样的问题还将出现。

（四）价格轮番上涨

自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炭价格受“去产能”影响，一路上涨。2020年底，动力煤价格一度破千，气价也随之跟进，火电企业及终端用户承受压力。近期，煤炭又开始紧俏上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也随之普涨，光伏产业链中的硅料、硅片、玻璃、电池片、光伏组件和逆变器也都在轮番涨价，光伏平价上网面临严峻挑战。

若继续大规模削减煤炭产能，火电企业将持续亏损，电力供求将趋紧张。即便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侧可平价上网，但其对电网平衡调节要求较高，需对电网系统全面改造和升级，这些支出最终都会通过终端用能涨价，由电力消费者承担。价格轮番涨价，还大大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大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距，民生改善难度也将加大。

四

面临何种国际环境

当前，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甚至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从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周边动乱、人权干涉、病毒嫁祸、全球传播等多方面，都是尽最大可能孤立、限制、打劫中国。差别只是，特朗普政府更加直接、粗暴、赤裸裸，拜登政府间接、阴柔、耍花招。

(一)国际政治

特政府和拜政府在对待中国事务上，目标一致，手段有差别。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法在国际上结盟，联合起来，孤立、限制、指责，甚至打劫中国，意图搅动周边环境，挑起国内纷争，让中国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二)经济贸易

对中国已经超过或有可能超过、对美国产业构成或可能构成威胁的高技术企业，特政府和拜政府以各种名义予以全球制裁和封杀，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批企业。

未来，是否会撕掉“绿色转型”的面具，以恶性竞争、垄断经营、知识产权、强迫劳动、国有企业、不透明补贴、侵犯人权等各种名义封杀中国的太阳能、储能、风电等制造企业“走出去”？欧美等国“双反”中国光伏产品仍记忆犹新，历史大有可能在未来多次重演，宁可拖延全球能源转型步伐，拉高全球减碳成本。

(三)周边动乱

近年来，搅动并直接插手香港事件、台湾活动、印中边境等周边动乱，挑拨与周边国家、地区矛盾，航母编队与联合军演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为反华势力壮胆助威。

(四)人权干涉

新疆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央和各地政府全力支援下，矛盾大有缓和。近年来，在国外势力搅合下，政治稳定中的个别事件被别有用心放大和过度宣传，甚至被欧美政客和媒体夸大为“种族灭绝”，并以此作为制裁中国的借口。

(五)病毒嫁祸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次声称病毒来源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动机上看，中国绝不可能制造病毒毒害自己的人民，反倒敌对势力有极大可能利用元旦和春节，在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投毒。

如果是中国人为制造，武汉地方政府怎可能在爆发初迟钝应对，在爆发后束手无策？他们为何不设法投毒于纽约？从特政府的一系列举动看，特政府大概率地吻合敌对势力的特征，希望引起中国内部骚乱，激化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再嫁祸于中国。

(六)全球传播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几乎行动一致、异口同声地，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广泛的负面宣传和报道，特别是聘请大批华裔写手和主播，“以华制华”，“以华骂华”，增加了国际可信度。中国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各级政府的过失行为、普通民众的不满言行等等，大都被放大和丑化，中国也被描绘为品德恶劣的“暴发户”。相比，中国的外宣确实比较外行。

五

中国未来的可选项

接下特政府“合纵连横”的衣钵，拜政府又抓了一个“碳排放”大棒。在国际环境紧逼下，中国需要在路线、机制和路径等方面做出选择。

（一）路线选项：跟谁走？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路线选择。也就是，跟谁走。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世界警察、“村里的村长兼恶霸”。经济总量“老二”的中国，有如下选项。

选项一：跟美国走，还是自己单干，或跟美国对着干？

单干或对着干就要看“村里”有多少跟随者？集中起来的力量能否有跟“老大”团伙扳手腕的实力？如果跟“老大”走，“村民”无须选边站，“村里”有暂时的和谐局面。

选项二：如果跟美国走，是跟民主党走，还是跟共和党走？

如今民主党当政，必须选择跟着拜政府走，但如果下届共和党“复辟”了呢？

选项三：如果跟美国走，跟当政党走，还是始终如一？

如果下届选举共和党当选，美国将大概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欧洲也只能小声抗议，甚至仅仅表示“遗憾”而已。中国选择继续跟民主党走，还是改弦易辙，跟当政的共和党走？

选项四：如果下届共和党当选，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是否可能跟欧洲在气候问题上联手，对付美国？

（二）机制选项：税或额？

控制企业碳排放，可以利用碳税这种法律和行政手段，也可以通过碳交易的市场化机制。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可择一而行，也可并行实施。

碳税至少可分为三种，一是在生产环节征税，或称“碳生产税”；二是在消费环节征税，即“碳消费税”；三是在国际贸易环节征税，即“碳关税”。

碳生产税：按企业所消耗化石能源的含碳量来征收，燃料不同，税率不同，一般而言，煤炭最高。

碳税制度，成功地将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例如，煤电在征收碳税以后，和气电相比不再具有成本优势。虽然碳生产税小部分可转移给消费者，但是它将直接提高企业能源成本，特别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钢铁、电解铝等，极易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

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实施了碳生产税，但各行业税率不一，亦经常调整。其他发达国家随着政治博弈变化，忽冷忽热，推行过程中障碍重重。

碳消费税：按消费者购买或消费产品和服务中的碳含量来征收。实际上，碳消费税演变为费率不一的消费税种。虽然小部分可以转移给生产商或服务商，但由于推动终端产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上涨，上涨的部分大多由消费者承担。

发达国家进口大量高碳产品，如果在消费环节征税，必然导致普通商品零售价格普遍上扬。“黄马甲”运动的幽灵始终在游荡中，为此，发达国家非常谨慎。

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进口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即高碳产品），征收的特别进口关税。碳关税将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有贸易保护主义嫌疑。碳关税讨论时日已久，并在个别行业零零星星试验，未来或将成为发达国家打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

碳交易，指人为控制总量下所产生的碳排放权交易。

由于企业的性质和技术等差异，同一减排量在不同企业间的成本不一，存在价格差，因此，碳排放权顺着价格差在企业间流转和交易。

发达国家在能源结构、能效及能源技术等方面均处于优势，进一步减排的边际成本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间差距很大，同样的投入，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减少更多排放。

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更好的选项是，建立区域碳交易市场并推动、打通全球市场，方便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指标，发展中国家以交易模式从发达国家获取《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补贴。

但是，碳排放限额是人为规定的，无论是“历史法”，还是“基准线法”，都无法实现绝对的公平，在分配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达地区配额多，欠发达地区受配额限制，进一步发展更是难上加难，若给予倾斜，如何倾斜，倾斜多少？

选项一：选择碳税？还是碳交易？

选项二：如果选择碳税，选择碳生产税、消费税、还是关税？

选项三：选择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如何与国际市场打通？如何兼顾区域差异？是否也会启动碳税？

（三）路径选项：看对手？

作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国，中国既有把柄，更有谈判筹码。减排行动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将会成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真正关注并高度重视碳排放问题的严峻性，中国还是有筹码和“王炸”的。

图5：中美年碳排放对比。数据来源：PIK

正如特政府提出“美国优先”一样，拜政府也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考虑，中国的任何筹码或选项也应该是为保证中国优先目标实现。因此，中国需要看对手出什么牌，如何出牌。

选项一：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继续在全球打压中国，有恃无恐，中国唯有大力发展，加速国内建设，打造“内循环”经济体系。中国碳排放额可以年12-15%高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并在峰值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待接近2060年预设“碳中和”目标期时，急速减少。碳交易市场履约主体的交易配额将按历史基准的112-115%发放，近期内放弃所谓的“双控”（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

如此选项，碳市场供远过于求，无价无市。

选项二：若美国释放善意，前述的国际环境彻底改善，中国可以8-10%碳排放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再缓慢下降，待2050年“碳中和”技术经济可行后，开始快速下降。“双控”宽而执行。

如此选项，碳交易市场仍将供过于求，碳价格比较低廉。

选项三：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带头清除恶劣的国际环境、消除各类贸易壁垒、低价甚至无条件转让节能低碳技术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将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1000亿美元气候基金中的30%左右，用于购买中国市场上的碳排放配额，中国可以3-5%碳排放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随后以平稳速率实现碳中和。

如此选项，碳交易市场接轨国际市场，中国甚至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碳配额。

图6：中国“碳中和”路径选项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来华时，表示希望将气候问题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而不谈其他争议。但是，全球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又必须高度依赖中国参与，而完成减碳目标，中国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需要或多或少牺牲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所有优先目标。为此，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一揽子谈判和协商是肯定的，克里的一厢情愿是否太幼稚？

（四）能源选项：谁担当？

毫无疑问，在终端用能结构中，电力将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

按最保守估算，电力消费年均增速3%，预计到2060年，中国电力年消费量将超过24万亿千瓦时。根据现在可以预测的能源相关技术，我们对发电侧各能源逐项进行分析，大致如下。

燃气发电：预计到2060年，燃气年发电量较2019年增长四倍，达到1万亿千瓦时。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国产非常规气由于地质因素，产量远不及预期，发电成本也不具备优势。更重要的是，天然气（CH4）本身也属于温室气体，更非“零碳能源”。美国民主党大本营加州，州内部分城市新规定，新建建筑全面电气化,不得安装天然气。

煤电：预计到2060年，煤电年发电量为目前的三分之一，降至1.5万亿千瓦时。按照“2060年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低于10%”测算，排除燃气机组。

生物质能发电：预计变化较少。发电成本受燃料限制，并无竞争优势。

核电：保守估算到2060年，核电年发电量较2019年增长两倍，达到1万亿千瓦时。可控核聚变依然遥不可及，虽然常规核电已逐步重启，考虑安全冗余后，经济性并无优势，且中国铀矿超过90%依赖进口。

水电：乐观估算到2060年，水电年发电量将较2019年增长一倍，达到2.5万亿千瓦时。水电经济可开发容量逐年减少，2019年水电累计装机增速已降至0.1%。

风电：预计到2060年，风电年发电量将达到2019年的10倍，约4万亿千瓦时。风资源丰富，但对选址及施工要求较高，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

光伏：预计到2060年，光伏年发电量较2019年扩大超过60倍，达到14.2万亿千瓦时。无论从资源丰度、降本空间还是施工环境要求角度出发，光伏在“零碳能源”中都具备突出比较优势。不出意外，将担当中国能源转型的“一号位”，剩余电力缺口也将由光伏发电弥补。

图7：2060年中国电源结构预判

然而，大规模、大比例可再生电力的接入，对电网要求非常高。如何建设好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保证能源安全、可靠、经济和可及性，将是电力电网行业技术、管理和体制革命的主要方向。

气候问题，理论上虽然难以自圆其说，数据上却表明有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有人认为碳排放问题就是一个烟幕弹，是一场阴谋，是一场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固化现有国际分工和国际差距的大阴谋。更多的人却深信不疑，摇旗呐喊，声嘶力竭，为碳减排不惜代价。

“碳排放大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连续不断、反反复复、多国参与的世纪博弈。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劣势，如果相互合作，一揽子沟通，可以有一些筹码和选项，虽然难以反败为胜，但可以保证部分优先目标的实现。

原标题:全球双碳大战，面临四个分叉口，中国如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