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统思维规划布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大气网讯: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2020年9月被明确提出后，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把握系统性的变革需要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就是对事情全面思考，强调大局观和协调意识。系统思维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一个整体，形成“系统性的治理，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降碳工作需不需要系统思维？答案是肯定的。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症结在于人为碳排放与自然界碳吸收间的失衡，而“治本”的方法就是要系统有效地削减经济社会活动的净排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传统行业转型、区域经济发展、个人消费观改变等多方面问题。基于整体性规划和战略性布局，统筹全局及各部门各行业的关系，结合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协调好各区域的发展特点，全面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系统思维大有用武之地。

推动各部门各行业“互协作”

目前，我国多部门跨行业的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已有不少的成功实践。比如，大气污染治理形成了国家部委统筹全局、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负总责、企业具有治污主体责任的责任体系。面对碳达峰与碳中和工作，需明确各地生态环境、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减排重心与责任分担，营造“人人肩上有指标，减排重任大家挑”的氛围，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参与低碳布局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协同性。

具体来说，可建立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多层次协调与考核机制。从宏观层面来讲，结合已有的国土空间规划，把减排责任以硬性指标纳入规划体系，与用地指标相挂钩，引导建立高排放工业用地的退出机制；从中观层面来讲，完善行业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各省、市、区政府牵头成立统筹办公室，以相关主管领导为主要负责人，统一协调高耗能行业的退出、升级工作；从微观层面来讲，完善企业准入制度和激励制度。生态环境部门制定企业环保准入制度时除了考虑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物，还应增加碳排放相关指标。此外，还可以以减税、价格调控激励政策等激励制度推动达到准入机制的企业进一步提高自主低碳绩效，打造一批“零碳”的企业模式。

各行业的碳排放不是“孤岛”，存在普遍的耦合关系。把握各行业的整体碳排放，同样需要思维方式的更新。某一行业的生产需求变化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碳排放，还会通过产业链的前后向联系影响其他行业的碳排放，牵一发而动全身。行业间割裂地实施自身行业碳减排策略，不仅难以提升碳减排效率，反而会增加碳减排的难度和成本，带来潜在的资源浪费和市场混乱，易出现这边碳排放“压下去”，那边又“冒起来”的不良局面。相比之下，跨行业多因素的协同减排方式可有效避免局部碳排放的外溢和反弹。一方面，打破能源企业、种类之间的壁垒，并打破能源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壁垒，为行业间的减排协作厚植土壤；另一方面，明晰不同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点的差异，建立起协调互补机制，率先制定钢铁、炼油、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规划。

促进绿色生产生活“相呼应”

碳排放虽然主要产生于能源消耗密集的生产过程中，但背后的重要驱动力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类消费活动。为全面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生产生活需要相呼应、共推动，并与绿色节能产品的推广贴合在一起，不断滚动创新。

一方面，加快绿色生产技术的建立和绿色产品的打造，发展绿色用能模式，提升全社会电气化水平，可促使低碳生活消费模式的形成。从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出发，通过推动清洁供能、技术升级、智能化制造，实现制造业各环节的资源可持续代谢；通过探索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负碳技术在全周期中的应用，生产出真正节能低碳、物美价廉的产品，为满足人们合理的生活和发展需求创造空间。此外，还应加快建筑的绿色用材、多能互补的规划，探索研发建筑自身“产能”“固碳”技术，在不断降低建设维护成本的同时，打造低碳又美丽的社区和家园。

另一方面，人们向绿色生活方式转变，也能反过来推动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清洁程度的提高，形成低碳生产与低碳消费的良性循环。通过价格、财税、交易等手段，引导低碳生产生活行为，促成诸如严格进行垃圾分类、减少空调使用频率、选择绿色节能标签产品等一系列的行为转变，不仅促使个人和家庭“碳足迹”的下降，也倒逼企业的绿色生产升级，达到产业链整体降碳的效果。推动居民广泛参与绿色低碳变革，不仅要在宣传上加强低碳意识，更要充分利用碳普惠等市场激励机制，给低碳行为赋予清晰的市场价值，促成居民“上班时”和“下班后”均自觉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

下好区域低碳发展“一盘棋”

区域协调发展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将深远影响我国的低碳发展布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际上给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显著的各地区同时带来了发展新挑战和新机遇。下好区域低碳发展的“一盘棋”，还应以系统思维提出长效、包容性的实施路径。

对于不同区域，依时依地的减排政策有利于推进全局目标实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能源需求量大，可率先实现碳达峰、步入碳中和。东部地区应发挥绿色发展的龙头作用，在“十四五”期间为碳达峰奠定基础、为碳中和赢得时间，并通过产业链合作带动中西部低碳转型。中部地区的传统高耗能产业分布密集，应把产业升级作为减排的主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相较之下，西部应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提高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工业企业园区的应用比例，促进工业燃料低碳化，加快低碳氢、零碳氢对化石燃料的替代，鼓励地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制造体系。同时，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中部的产业互补合作，将打造特色绿色制造体系和提高居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全国降碳大局。

城市群汇聚了大量的新型技术和高端人才，对周边地区的低碳发展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可以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示范作用。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但需妥善处理粤港澳三地的政策与法律差异，建立三地的资源互补与协同减排机制，优先布局“零碳”产业集群和碳金融服务平台。长三角城市群有天然的生态优势和经济区位优势，在“一体化”发展中，应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率先开启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优先培育绿色高新产业共同体，以共同体率先打造碳中和示范区。相比之下，京津冀城市群应摆脱对煤炭能源与高耗能制造业的惯性依赖，加快联防联控下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治理，勾勒湛湛蓝天之下的低碳、零碳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