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与《斯德哥尔摩公约》（一）

大气网讯:黄俊老师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长期从事POPs环境污染特征、物化控制原理与履约对策的研究。

黄老师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际合作项目20余项，在POPs方面发表了SCI论文百余篇，获发明专利八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负责编制了中国全氟辛基磺酸类POPs替代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还参与编制了我国的二噁英类减排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担任国际期刊《Chemosphere》的副编辑，也是新型有机污染物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

黄老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热心于环境公约尤其是化学品相关公约的朋友一起讨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环境问题，我个人一直都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环境问题更多的也是社会问题。它里面涉及的很多都需要公众参与，需要提高公众意识。

我觉得良好的行动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来还原一下为什么这些物质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公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带着大家回到历史当中，一起回顾这个过程。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下，在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NGO可以做什么？

首先讲一讲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定义。

POPs为什么很多时候经常被称为“最危险的污染物”？因为它身上同时具备了四种比较麻烦的特性。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有个名词叫“可降解性”。比如塑料，如果是一个可降解塑料，你在感觉上就觉得比普通的不可降解塑料要好的多。但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恰恰是不容易降解的，这意味着它如果是有毒有害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会是长期的。

其次，生物蓄积性。一开始在环境中的浓度可能比较低，但是随着沿食物链的传递，POPs含量会一级级地放大。

人处于最高的营养级，POPs一旦被人体摄入以后不容易被排出，会跟人体的脂肪组织或血液蛋白相结合。

由于这种生物浓缩和生物富集的作用，它会导致污染的效应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我们可能对这种效应的认识后知后觉，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第三，它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危害性。公约的POPs物质，如全氟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非常低。所以这个“T”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毒性问题，我更倾向于用“负面的生物危害性”来形容它。

第四，长距离迁移性。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做公约。北欧国家在化学品管理上是比较激进的，相对来说做得也比较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其环境中的POPs问题，因为POPs可以从遥远的地方迁移过去。

如非洲用的滴滴涕（DDT），可以通过这样的效应迁移到达北极地区，也包括比较富裕的一些北欧国家。同样地，全氟化合物也可以通过洋流、通过空气传输到这些北欧国家。

一个污染物如果既是持久的，又是生物累积的，还具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生物效应，同时还能够远距离迁移，兼具这四个方面的特性，那么这样的污染物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实际上熟悉化学品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名词，比如PTs，它是指污染物兼具持久性和危害性这两个的组合，PBT则是又加了一个B，而POPs又进一步缩小了范围。范围的缩小意味着这些物质从管理角度而言，其优先等级越来越高。

持久性

这里以二噁英里最具代表性的2,3,7,8-TCDD来举例，它的半衰期有保守估计和相对乐观的估计。

不管是哪一种，年限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二噁英进入人体内后，七年内还没有衰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