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之年即将到来 垃圾发电如何破解围城的悖论

北极星环保网讯:垃圾处理和垃圾管理即将迎来巨变之年；而多重难题困扰的垃圾发电仍亟需破解围城的悖论。

在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的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的困局，环境压力步步紧逼之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纷纷上马。垃圾发电因具有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等特点和优势，成为我国垃圾处置的主流方式之一。

从2012年开始，政策利好频现，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全国统一发电标杆电价0.65元／千瓦时，垃圾焚烧厂得到高利润的补贴电价、垃圾处理费等支持。政策驱动加上诱人投资回报率使之成为一座巨大的“金矿”，业内掀起一股投建潮，迎来垃圾发电的“黄金时代”。

如今，盈利水平狂飙突进的垃圾发电产业发展速度堪与GDP增速匹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垃圾发电行业利润总额为21.07亿元，同比增长9.91%，已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9月中旬，短短一周内，上海环境、伟明环保、光大国际签署的4个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完成签约。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垃圾焚烧发电中标/签约项目约为147个，是2015年的两倍。

然而，这门上马三十余年、被认为是整个固废领域乃至环保行业的宠儿，同时深受政策影响的特殊生意，表面一片红火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每年8%—1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垃圾产量将达约3.23亿吨。面临庞大垃圾量的同时，2015年，“可再生能源补贴”走向拐点，数据显示，2016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经达到600亿元。补贴乏力之下，行业预测，急速走向垃圾全烧时代的垃圾发电或将于2020年迎来由半市场化走向完全市场化、市场趋于饱和，以及垃圾处理与垃圾管理的巨变，逼近产业危机前夜。

乘着政策东风起飞易，而将热潮常态化难。受制于暴涨的垃圾量、垃圾分类推进缓慢、飞灰悬而未决、纠葛的利益链条、公众的反弹情绪、“装、树、联”新政愈发严苛的环保追责等多重难题困扰的垃圾发电亟需破解围城悖论。

源头分类困局——专项资金哪儿去了？

低指标垃圾是焚烧厂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推行垃圾分类难，源于先天不足。相较于国外严格的垃圾分类、较好的品质和物料稳定性，我国垃圾存在差距，尤其在垃圾含水率方面可谓是“天壤之别”。高水分、高厨余，“两高”垃圾是我国垃圾分类面临最棘手的问题。

我国垃圾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厨余，垃圾品质较低，焚烧困难，容易水分浸入，使得原本可以再生的其他资源变成污染物。“我国厨余垃圾占比超过6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70%到80%。但是欧美国家的垃圾最主要的是纸张，厨余垃圾只占25%。”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E20环境平台等联合举办的2017（第五届）城市垃圾热点论坛上表示，“因为这样一个巨大的差异，我国的垃圾第一个特点就是湿，含水率很高，第二，就是容易臭，容易腐烂。”这成为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处理的痛点，也成为垃圾必须分类的原因之一。

除了先天不足，垃圾源头分类工程并不简单。我国垃圾分类已步入前端制约后端的发展阶段，前后两端唇齿相依，分类处理系统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环环相扣，如若做不好垃圾源头分类，混合垃圾将导致分类处理的设施无法高效运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成本与效率将大打折扣。

“我们的设施建设不够，清运体系和再生资源体系中间是断开的。做垃圾分类的这几年，没有注重运输，收集、运输、处置，没有真正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往往出现垃圾分类，又混了，伤了一部分民众的心。”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睿晶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

在曲睿晶看来，可再生资源价格与垃圾分类挂钩，利益驱动乏力也是导致垃圾分类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再生资源价格是变动的，而填埋的费用以及填埋和焚烧的补贴是不变的，1吨垃圾就是按照280度电算，这就导致可再生能源价格低迷的时候，大家对垃圾分类缺乏积极性。”

而更令人困惑的是，政策推动力可谓是重锤出击，中央专项资金早已拨款，中央和百姓对垃圾分类热情高涨，为何垃圾源头分类迟滞不前？造成源头分类困局的原因，或许不能只归咎于我国垃圾存在的先天不足，以及政府更多的对末端处理给予补贴，而忽视源头分类的管理逻辑。

在政策层面，中央部门于17年前就开始着手推动垃圾源头分类。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正式拉开了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序幕。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对低值废弃物实行强制回收”。垃圾强制分类首次出现在党中央制定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文件中，足可以看到党中央对垃圾分类问题的重视。

去年6月，《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要求到2020年，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同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这被认为是中央将垃圾管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分类管理思路上转变的重要拐点。“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导这个政策，加大了财政在垃圾分类上的支持，彰显出我们国家做好垃圾分类的决心，”曲睿晶对《能源》杂志记者阐释道。

在资金层面，国家可谓出手阔绰，“十二五”期间，国家为垃圾分类划拨专项资金200亿元，“十三五”期间，国家安排专项分类资金94亿元。然而5年过去，既出钱又出力的政策热情高涨，却仅催生出疯狂布局的垃圾焚烧发电者，垃圾分类仍处于龟速前进的尴尬局面，不禁令人质疑国家垃圾处理补贴资金到底花去哪儿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能源》杂志记者透露，垃圾分类分不动，藩篱更难以破除，源于住建部和环保部“双龙治水”的部门利益纠葛。“按照目前城市每年2亿吨产生量估算，其中可再生资源约400亿，如果进行清洁分类增值再生产，翻一番就是800亿元的市场规模价值。”不理顺其中逻辑，垃圾危局、乱局还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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