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武汉肺炎危机中的港台身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2019-2020年是中国的大事年份，前有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后有台湾大选与武汉肺炎。在应对这些内外重大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经受了全方位的考验，有得有失。中国的民族情感与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也许是“多难兴邦”的题中之义。善于从危机中检讨、问责、学习和进步，是中国体制弹性的重要特征。

以武汉肺炎为例，尽管存在前期的信息封锁、地方政府应对不力、决策与响应机制失调等治理性弊端，一旦中央决策介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互助道德传统与大一统体制下的强动员机制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全球层面，无论是WHO，还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对中国抗击武汉肺炎表示理解和支持。政治是要讲的，利益是要争的，但不是在任何时刻和条件下都要政治化和唯利是图，在共同危机面前应当共同承担和应对，这是人类社会共存发展的基本道德条件。

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条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

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

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

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

1月25日，台湾当局发布的防疫措施

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

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如何看待武汉肺炎危机中的港台身影呢？这显然与近些年港台共同经历的“政治本土化”有关，这一社会意识建构过程将港台与内地在政治身份与价值阵营上切割开来，出现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的非理性倾向。

台湾经历2014年“太阳花学运”及2016年以来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去中国化”与“台独”主义成为最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香港经历2014年“占中”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传统泛民主派被结构性迭代，青年本土主义成长为本土政治势力代表，且出现了严重的“台湾化”倾向。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大陆任何的治理危机或社会危机均会成为港台本土势力炒作和利用的对象。

另一方面，大陆经济的持续成长及对港台的整合压力，也造成了港台的某种“幽怨心理”，从而对冲消解了既往历史中的同胞情感。如果港台在经济上继续优越，以一种富足的慈善施主名义布施大陆，我相信极端仇恨的言行会很少见，这在历史上有过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