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口号长跑” 垃圾分类的春天已至？

北极星环保网讯:尴尬的“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在我国若从民间倡导者最早进行的探索算起，已有20年历程;若从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试点城市算起，也有16年了。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与环境保护、景观品质、人民生活质量关系密切的垃圾分类，却几乎是原地踏步。

经过20年积累与发酵，垃圾问题的严重性，无论从体量上还是程度上都不容再忽视。如今，垃圾围城、垃圾围乡已经从经济发达地区扩展到欠发达地区，成为全国性的环境顽症。

对于垃圾的危害，社会关注焦点往往在环境污染上。不错，垃圾对土壤、水、空气都是直接污染源，对环境景观损害更是十分严重。除了城市核心区的垃圾通过污染转移方式换得暂时“清洁”外，垃圾早已使我们失去了郊外田园美景，也让农村成为回不去的“望乡”。

其实，垃圾问题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对资源的浪费。如今，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四环以内垃圾日产量已达2万吨左右。这些垃圾是哪来的?是我们把山挖了、矿采了、油抽了、煤烧了、树砍了生产出来的，又转眼之间在我们手中快速完成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垃圾的全过程。

垃圾问题还牵涉到环境伦理问题：垃圾里的大量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们是祖先留下的，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我们的后代。即便如此，推行垃圾分类仍步履缓慢，难有成效。纵观开展垃圾分类过程始末，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问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垃圾分类如何分?分了以后怎么办?

垃圾分类之“分”，决心、信心、政策、机制、办法，一个都不能少

垃圾分类，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分”，有分才有“类”，才有资源化再利用的前提。早在第一轮分类倡导之初，不少城市的环卫体系迅速做出回应，大街小巷即刻摆上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分类垃圾箱，而至于如何界定“可回收”“不可回收”则悉听尊便，由民众自行定夺。其结果便是垃圾分类回收箱里清一色“大杂烩”，垃圾分类至此陷入“口号长跑”，举步维艰的局面。

垃圾分类之“分”有几个层面：首先是垃圾制造者如何分类?这差不多是所有关心垃圾分类的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垃圾分类之所以长期无突破，在于垃圾制造者们的不合作态度。于是，垃圾分类长期原地踏步便被理所当然归结到国民素质低上了。这种认识几乎成了垃圾既有模式的管理者们维持现状、不肯积极进取推进分类进程的杀手锏。

而留心垃圾分类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就会知道这种说法的草率。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在垃圾分类这一问题上是自动提高素质的，都是形成环境公害以后，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政府有了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政策强制与说服教育并重的结果。笔者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比他人低，相反，我国国民对公共政策的顺应性要高于其他国家。推行垃圾分类缺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决心和信心来自对垃圾问题严重性的深刻认识;来自对中央精神的正确领会;来自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来自对自身调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协力解决环境难题能力的正确评估。

垃圾分类之“分”更为核心的是政策层面。推行垃圾分类必须制定强制性的政策法规，坚定不移地落实“污染者付费”这一重要原则，理直气壮地让垃圾制造者们为垃圾买单。这是实行垃圾分类的关键所在。多产生垃圾多付费，少产生则少付费，分类不付费或象征性收费。紧紧抓住这个“纲”，则“纲举目张”，其他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强制推行垃圾分类还需要建立可靠的机制作为保障。彻底改变垃圾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可考虑成立“城乡垃圾管理委员会”将垃圾管理职能充分集中，使之责权清晰，政策令行禁止，以利于监督问责，奖勤罚懒。

垃圾分类之“分”最终要落实到切实可行的分类办法上。垃圾管理政策的滞后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任性使用材料于产品及包装，造成生活垃圾不仅量大，成分也极其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民众进行垃圾分类确实有一个适度问题。我们不可能在分类实施之初，就像日本目前的做法那样界定出几十类物品作为分类标准。要在认真调查垃圾成分的情况下，制定大宗分类的“粗分法”作为实施办法。比如“四分法”，厨余湿垃圾、资源性干垃圾、有害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或“五分法”，在四分法的基础上，将废塑料单列。粗分法减少了分类难度，提高了推行垃圾分类的社会顺应度，为居民参与分类减少了难度，增添了信心。

垃圾分类模式：“机选”还是“人选”?

如果实行垃圾粗分法，“厨余湿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都一杆到底自成一类;而“资源性干垃圾”“有害垃圾”则需要二次分类。这两类物品种类极为复杂，材质各异，非二次分类不可实现资源化。这部分物品如何再分类，是垃圾分类实施的关键所在。

延伸阅读：

垃圾分类原地踏步?直面邻避 源头减量 看看广州准备如何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