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仲启|垃圾分类单引擎驱动或将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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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如何超越段子，得到实效？本期汪仲启老师为您带来他的解读。

政治学人：现在垃圾分类推动型治理形成了很多的段子，那么垃圾分类面向普通居民，应该如何超越段子，落实到居民那里，得到有效的实施呢？

汪仲启：垃圾分类目前是热点问题，所以围绕垃圾分类会出现很多段子。段子，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起到消解、戏谑、表达和沟通的作用。段子往往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所以在垃圾分类这样一种需要大众参与的公共活动中，段子的作用并非完全是消极的。毋宁说，在普及垃圾分类的观念甚至技巧方面，段子可能比严肃的公共政策和宣传更具穿透力。它能很快地让公众分享一种共同的信息，从而为潜在的集体行动打下基础。比如，上海垃圾分类“四分法”出台之后，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猪可以吃的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是有害垃圾，卖了可以买猪的是回收垃圾。对此，大家在付之一笑的同时，可能还有某种心领神会。这样的段子，其实凝聚了创作者对于垃圾分类方式的深刻的领悟。

政治学人：所以，您的意思是段子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其实起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汪仲启：是的，但同时，垃圾分类确实不能仅凭段子就获得成功。因为，垃圾的分类处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关系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甚至前途的问题。段子的奥妙在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垃圾分类恰恰是一个全领域、全链条、全方位的公共行动，涉及到政策选择、技术发展、社会动员、个体行动等诸多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段子可以反映垃圾分类的这种深刻性、复杂性和全面性。

政治学人：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开展此项公共行动，让垃圾分类产生实效呢？

汪仲启：垃圾分类处理的“实效”，要分短期和长期。为了达成垃圾分类的目标，政府可以选择承担大部分政策、技术和社会动员成本，但它很难限制其他方面“搭便车”的行为。最终，政府将发现单独由自身承担大部分成本是不经济的，甚至是难以为继的。而一旦政府的成本负担意愿或能力下降，这种由政府“单引擎驱动”的模式就可能面临瓦解。

这里就遇到了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的巨大难题：由政府负担成本并驱动垃圾分类的政策议题见效快，且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前景黯淡；分散垃圾分类处理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是理性的，但在垃圾分类议题上，成本和收益的分配、识别、核算都非常困难，相应的制度设计将非常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往往垃圾分类只有在城市治理高度精细化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实现，且往往需要经过一代人甚至数代人才能实现的原因。

政治学人：日本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算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其思路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借鉴意义吗？

汪仲启：日本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非常成熟完备，其核心特征在于三方面。一是进行精细化的垃圾分类，二是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承担垃圾分类成本，三是主要以焚烧作为垃圾终端处理的方式。

目前情况下，我国城市参照日本模式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难度和成本是极大的，恐怕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第一，相比于日本如此精细化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中国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相对较粗分类系统。比如，前端分为“厨余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毒垃圾”等。第二，厨余垃圾和干垃圾都可以进行多样化回收利用，例如前者可以通过堆肥、提取、发酵、发电等加以处理，后者可以通过焚烧、填埋等加以处理。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通过资源置换，加强管理，厨余垃圾甚至可以输入农村地区进行资源化处理，如沼气发电、堆肥等；干垃圾也可以输出到外地进行填埋。第三，垃圾处理的全过程应当尽量公开，增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效能感。垃圾资源化所产生的收益，除专业公司参与分配之外，应尽量投入社区民生项目和设施，让居民享受到参与垃圾分类带来的回报。

以中国目前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居民素质来说，做到垃圾粗分类多样化处理，在技术和成本上都是可以预期的。而要实现类似日本那样的精细分类处理，不要说难度和成本极高，我们的终端处理能力也跟不上。因此，对中国而言，现阶段采用多样化粗分类垃圾处理模式，是较为可行而且容易产生实效的，也比较符合当前已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的实践经验。而采用精细化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可能在观念上看起来很美好，但要么容易流于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要么容易流于政府的单打独斗，从而很难获得持续性。

原标题:汪仲启 | 垃圾分类单引擎驱动或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