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
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
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固废网讯:“你是什么垃圾?”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
固废网讯:“你是什么垃圾?”
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守候在那里,并向他发出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在黄马甲的监督下,许军把夜里吃剩的外卖、果皮,倒进湿垃圾的窗口,并沥干垃圾袋,连同他手里的另一包装着纸巾、卫生巾的垃圾,扔进干垃圾的窗口——这是湿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第四类垃圾的统称。
像前两天一样,黄马甲阿姨围了上去,翻开了他的垃圾袋,仔细检查起来。许军预感到这样的场景,急急地跑开了。
在上海这场垃圾之战中,干湿垃圾是重点被监控的对象。整个上海都在极力确保干湿垃圾能够走向各自的终点。
网上流传的上海人倒垃圾之歌
眼下小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黄马甲个个富有热情,一丝不苟,除了引导投放,他们还会挨个检查。
这也是许军感到难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洁和一众志愿者检视,他就有一种公开凌迟的感觉,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要沥干的呀。”
许军是垃圾分类的坚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区环境在短短一个月的急速改变,但也看到了这场运动让人尴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时间,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调侃;比如以上所经历的场景,让他意识到,个人隐私与公共议题产生了一丝诡秘的越界。
楼组长也跟他们诉苦,“我们也很累的呀,谁不期待垃圾分类进入常态化?现在正是集体习惯和卫生环境的决战时刻,”楼组长给他描绘一个蓝图,“等以后人人都养成好习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地管理和监督了。”
1 个体与系统
6月以来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议论的话题,垃圾分类经过各路段子手的包装,俨然成了一个网红。“相亲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会不会做垃圾分类”这样的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调侃归调侃,但上海搞垃圾分类是认真的。这种认真,让许军有一种复杂的切身体会。
6年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军,也带回来他做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时候,小区只有楼道里一个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统一收走。后来,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带到小区门口分类垃圾桶里。
但他观察发现,清运工仍混装运走。从网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终被压缩到集装箱里,运到老港固废基地,完成焚烧仪式。他的仔细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实上,垃圾进入焚烧和填埋基地前,最终还得经过人工的分拣。跟他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经典的反差:上海城市调查总队研究发现,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类,复旦大学一项调查数据——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类。
许军也开始“摆烂”了,他开始认定,这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
就像《废品生活》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一席演讲上谈到,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
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上海垃圾系统的变革,自去年以来开始显影。
根据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截至11月底,上海已规范配置湿垃圾收运车650辆、干垃圾收运车3000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5辆,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的专车专运。
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出台的第一年,全市日湿垃圾分出量为4400吨,比2年前多了近2000吨。
到了今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6220吨/日。分离出来的湿垃圾,就地资源化作堆肥处理,不仅可以减轻垃圾焚烧和掩埋的危害,同样起到垃圾减量的作用。
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吨湿垃圾得到了资源化的处置。
网络流传的“小龙虾身后事”示意图,不过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很快回应称,小龙虾的各部分统统属于湿垃圾。
在许军小区外的马路上,垃圾桶从回收、不可回收换成了干、湿的标识,湿垃圾的清运车,每天也会定时经过。尽管小区动静还很迟缓,但风声已经开始传来,“新生活运动”要开始了。
时隔5年后,许军重拾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2 垃圾桶的战争
上海垃圾分类在2012年掀起过新一波垃圾分类的热潮,2014年还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但这是个部门规章,实际推动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开始筹备垃圾分类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通过,并预计于今年7月1日实施。
就这样,垃圾分类将进入一个强制时代。此时整个社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上海市政府还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事实上,这种底气来自各个地区的试点经验。2012年以来,上海就有零星的社区开始实验和探路。到2018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整区域推进垃圾分类。
横亘在各个试点小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个小区方案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操作: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导和监督,迫使居民完成习惯的改变。
但是,垃圾桶撤还是不撤?这个问题是所有小区无法避开的,它纠缠于业主、业委会、物业和居委间,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2013年,NGO组织爱芬环保曾去上海市中心一个社区推行垃圾分类,那是一个高层小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高楼的桶撤下来。居民会议上,居民们一听说要撤桶,很不高兴,会还没开完就离席了,“我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也很灰心”。
这是一个1300多户的小区,此前已经实施过垃圾分类,原本以为会很顺利,但团队调查发现,所有的垃圾分类,其实是由保洁员完成的,居民参与度接近于0,他们对垃圾分类,只有一个模糊印象。
爱芬环保的创始人郝利琼告诉《南风窗》记者,高楼撤桶、多层并点,是垃圾分类的基础条件,点位减少,集中起来才能便于管理和监督。但当时,撤不了桶,大家只坚持了大半年,依然没有进展,半年后项目结束,他们退出了那个小区。
这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惑,这个小区,大多是高素质的人,干部、老外居多,但有素质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有素质的事,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五六年以来,桶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方案,随着试点范围变广,围绕垃圾桶的争议,更变得怨声载道。有的小区里,愤怒的居民直接把垃圾砸到了物业办公室。
古北物业的物业经理何忠雷对此深有体会,他管理着两个小区——强生古北花园、华丽家族古北花园,这是两座比邻而居的高档小区,居民以公司高管、干部、外籍人士为主,宣传垃圾分类时,所有人都支持垃圾分类,也都有过垃圾分类的素养。
但当提出撤桶时,反对声接踵而至。强生的居民把大字报贴到楼道里,而华丽家族的居民则拿着物业合同发难,声称物业公司违反每天清理垃圾两次的服务条款。
当时垃圾分类尚未立法,在极具契约意识的居民面前,物业也犯难了,不得不到处游说居民,拟定一个垃圾分类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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