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气质量沦陷，如何建立有效压力机制？

2月13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表示，全国74个纳入空气质量数据监测的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有所下降，但形势仍然严峻，2014年达到国家标准的只有8个城市。翟青表示，某些污染较重城市在分析成因时，习惯将主要责任归结为其他城市的影响，并不客观。

另据同日的澎湃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根据2001-2010年的中国113座城市日均空气污染浓度数据，揭示了城市自报数据有问题的证据与修改时点。研究显示，高达一半的城市的空气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造”嫌疑。2012年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随着各地数据直报系统的逐步建立，以及时均数据的实时发布，都使地方政府干预空气污染数据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74个纳入监测的国内城市，仅有8个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定期公布并经媒体报道的10个空气质量最好的(监测)城市，这个十强榜上还是有两个城市没有达标，相关城市的民众“空欢喜”了一场。并且，挤入十强榜前八位的空气质量合格城市，也仍存在监测数据造假的可能。

空气质量的形势如此严峻，2014年的得分如此糟糕，2014年岁末至羊年春节，未见相关城市的主要党政领导、环境保护工作分管领导和环保部门领导，就空气质量不合格向市民致歉，给出推动空气质量转好直至合格、优良的时间表。这方面的压力机制不足，就很难在相关城市开展城市改造、项目引进、招商引资及环境保护监测执法等工作的时候，真正做到重视空气质量改善，在权衡项目、改造收益与环境代价时注重后者。也正因为此，很多城市的环保等主管部门，在极其糟糕的空气质量监测面前，都将成因归咎于外地、地理环境、天气状况等非责任因素。

另一方面，在纳入监测城市空气质量较普遍陷入糟糕的情况下，空气质量达标意味着可观的政绩，不排除一些地方的官员将通过对空气质量数据动手脚，来遮掩并不突出的其他方面政绩状况。尽管空气质量数据直报系统已经建立，各地也都分时段发布实时空气数据，空气质量数据“运作”造假显得有些困难，却并非不可能为之。

这种情况下，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必须进一步严控空气质量监测管理，加大实时数据公布的频率，建立起与环保公益组织、环保志愿者及有关企业机构的合作，扩大数据采集，让空气质量数据造假行为更容易败露，遏制某些地方的造假冲动。环保部门要积极争取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的支持，对空气质量数据造假行为给予严惩，要让相关城市的主政官员付出切实的仕途代价。

环保部门还应扩大纳入空气质量监测的国内城市名单，在现有监测城市名单之外，将各省区市内的每年GDP增长前三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前三位的地级行政单位在次年纳入监测公布范畴——如能实现这项监测及公布，将为国家和各省区市对地级行政单位的政绩考核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参照，将遏制一些城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带动的快速、盲目发展冲动，敦促地方主政官员更为切实的重视空气质量，像关心招商引资、项目那样关心空气质量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