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全球最大碳市场诞生 中国能再做国际“卖碳翁”吗？

7月16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启动，发电行业2162家重点排放单位首批被纳入全国碳市场，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巨大规模之下，中国碳市场一经启动便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碳市场与人们熟悉的股票等市场有何不同？中国的碳市场是如何设计的？中国未来会成为国际“卖碳翁”吗？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总体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张希良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总体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张希良。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什么是碳市场？

中新社记者：碳市场是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如股票市场等有何不同？

张希良：碳市场(运行)的基础是政府发放给企业的碳排放许可，也叫配额。一定时间内，企业实际的碳排放量不能超过其所得到的排放配额，这就叫碳排放履约。

不同企业之间的碳减排表现也不同，有的企业有多余的配额或许可，而有的企业不够。碳市场就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让(不够的)企业购买配额进行补充，从而实现履约，(配额多的)企业则可以卖出多余配额，获得一部分收益。

所以，碳市场的交易实际上是配额的交易，也就是国家发放的碳排放许可的交易。而买股票可以变成一个企业的股东，所以股票市场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企业所有权的交易。两者有本质不同。总体来说，碳市场是一个帮助国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政策市场。

中新社记者：谁可以在碳市场进行交易？

张希良：碳市场首要的交易主体是企业，特别是碳排放大户、重点排放单位。未来这一范围可能扩大。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明确，适时增加符合交易规则的投资机构和个人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这样可以提高市场影响力，改善市场流动性等。

中新社记者：碳市场的激励机制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希良：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首先来自碳价。碳价会影响产品生产或者服务提供的成本，最终影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受碳价影响，产品或者服务含碳量越高，价格就会越高，含碳量越低，价格就越低。这就会创造一种机制：让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碳排放较低的产品或服务，从而鼓励低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

此外，还可以通过碳价，鼓励企业做碳减排方面的技术创新。一个产品如果含碳量低，在市场上会更有竞争力，价格也会更有竞争力。

碳减排不是“免费的午餐”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碳市场中对碳价的定价是如何考量的？

张希良：碳市场的基本盘还是要看国家发放多少配额。如果国家发的配额比较少，总量设定少，碳价就会相对较高，发放的配额多，碳价就会比较低。

决定碳价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国家的碳减排目标是不是严格、国家期望碳市场发挥多大作用。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碳市场的激励机制来自碳价。但企业实现碳减排需要一定成本，对企业来说，通过碳减排来降低产品的碳价会不会不划算？

张希良：我们必须承认，碳减排不是“免费的午餐”。引入了碳价以后，肯定会增加一部分企业的成本，特别是碳减排表现不好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需要额外购买配额才能实现履约。这就体现了碳市场对减排不力企业的一种惩戒作用。但需要看到这是短期的。长期来看，碳价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减排成本。

未来中国碳市场规模超70亿吨

中新社记者：据官方透露，碳市场先期启动纳入发电行业仅仅是第一步，未来会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您预估，碳市场的规模有多大，未来潜力几何？

张希良：全国碳市场从发电行业开始，目前规模已经超过40亿吨。在中国，碳排放主要来自两个行业，电力和工业。未来碳市场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展到如：钢铁、建材、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工业行业，最终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超过70亿吨，占到全国碳排放量的70%以上。

中国碳市场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中新社记者：早在2005年，欧盟就已着手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现在欧盟的交易体系已经日趋完善。中国碳市场在设计时参考了哪些国际规则？

张希良：目前国际上大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或计划采用碳市场的机制来进行碳减排，其中，欧盟和加州的碳市场相对成熟。中国的碳市场在设计和发展过程中是非常开放的，注意借鉴国外经验。

例如：欧美碳市场的建设是采取分阶段的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完美，而是逐步改进的。中国的碳市场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一开始在5个城市、两个省搞了7个试点，为国家的碳市场发展提供借鉴。

另外，立法对碳市场的健康运行是非常关键的。碳市场涉及经济活动，最后有些问题也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积极的。

中新社记者：跟欧美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碳市场有哪些创新？

张希良：首先，中国碳市场在起步时并不是基于总量的碳市场(mass-based)而是基于强度的(rate-based)，这样能尽量降低企业的成本，并将其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碳排放控制(方式)上来说，(一直以来)中国也是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目前正转变为以总量控制为主。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政策也是相协调的。

此外，中国碳市场建设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电力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中国大部分电价还是由政府决定的，电力行业如果需要额外购买配额，是会增加成本的，但这一成本无法通过电价的价格机制传导到用户端，所以很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碳减排激励。所以，在碳市场设计时，特别是在核算高耗能企业的排放时，除了核算其直接排放以外，也核算和其用电用热相关的间接排放，以弥补电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一些影响。这些也将成为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碳市场的水平？

张希良：中国碳市场启动以后，碳价大约在每吨8美元左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平。据测算，目前中国全经济尺度的边际减排成本大概是7美元。碳市场若要发挥有效作用，碳价应该大于或等于7美元。目前碳价已经高于这个水平，是一个有效的碳价。

欧盟碳市场是全球公认较为成熟的碳市场，目前碳价在每吨50欧元以上。但别忘了欧盟碳市场中间有七八年的时间，碳价一直徘徊在每吨3欧元至9欧元的区间，比较低迷。

将来，迈向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经济全尺度的碳减排成本也会有所增加，所以碳价还有上升空间。我们预估，“十四五”期间，中国碳市场的碳价可能在每吨8美元至10美元左右；“十五五”期间，碳价可能进一步升至每吨15美元。

目前，除中国外，其余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碳市场。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中国能再做国际“卖碳翁”吗？

中新社记者：近期，有外国专家(官员)建议中国、欧盟和美国三方率先形成一致的碳定价机制，您觉得现在是否具备这个条件？中国的碳定价如何与国际接轨？

张希良：从理论上来讲，建立一个全球的碳定价机制，对全球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巴黎协定》第6条中就有关于(以)全球碳定价、全球市场机制等实现减排目标的专门安排。一些发达经济体，如美欧等，边际减排成本比较高，有了这个机制以后，就可以通过碳市场在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购买配额实现减排。比如，欧盟可以到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国去买配额。这样全球范围内的碳价可能会被拉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卖配额得到一部分收入。

但技术上来讲，中国、欧盟、美国的碳市场要实现链接是很难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个人认为，碳市场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把它们链接起来，是否实行同一个碳价。更为重要的是让尽量多的国家，尽量多的地区建立碳市场，利用碳价机制。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总体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张希良。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国还能做国际“卖碳翁”吗？

张希良：过去也有CDM即清洁发展机制，彼时中国曾是这一机制下，碳减排指标最大的卖出国。这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特别是风电和光伏的发展起到过很大促进作用。但现阶段，中国在碳市场方面与欧盟、美国等的合作不再强调中国企业卖配额了。因为中国自身面临很强的国际履约义务。包括中国提出的“3060”双碳目标等，实际上很有挑战性。所以现阶段，通过卖配额来得到收入，并不是中国的诉求了。

2021年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上，天津港集团聚焦“双碳”目标，将天津港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打造成为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天津港集团供图。

中新社记者：未来森林碳汇，如何通过碳市场转化成“金山银山”？

张希良：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碳市场会起到直接作用。树木、草地等有碳吸收能力，可以被开发成森林碳汇的项目，然后将其放到国家碳市场里去抵消(碳排放)，这就直接变现了。未来这可能成为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一个快捷通道。从国家层面看，在设计碳市场抵消机制时，也会优先鼓励森林碳汇项目，企业通过购买森林碳汇项目而非配额也可以实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