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 | 全球去碳化发展背景下高碳企业转型风险与转型路径

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高碳企业面临巨大转型风险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不超过2℃，争取控制在1.5℃内，并在2050年至210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IPCC 2018年《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当一个组织在特定时期内，人为二氧化碳(CO2)排放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技术应用达到平衡，则实现碳中和或净零二氧化碳排放。
　　（一）巨头石化企业面临气候法律诉讼
　　2019年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对石油巨头之一的壳牌提出诉讼，因为其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剧了全球变暖，使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受到了威胁(Elena，2020)。荷兰法庭在2021年5月裁决要求壳牌在未来十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这一案例显示政府极有可能通过硬性法规要求企业实现碳中和。除此之外，许多其他石油巨头公司也因为实施力度不够受到批判，有文章指出没有任何公司承诺消除温室气体排放(Benjamin，2019)，并且许多承诺具有误导性，歪曲了石油巨头正在发生的变化(Nicholas，2020)。碳排放可分为三类, SCOPE 1, SCOPE 2和SCOPE 3。五大石油巨头仅承诺降低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量，而对于范围三排放量(对于消费者驱动的排放量)石油巨头表示将降低其产品的“碳强度”，以达到降低排放量的目的。然而降低碳强度并不等同于降低碳排放量。例如法国道达尔公司将排放强度降低了近6%，但却有报告显示其总排放量增加了8%。此外，康菲公司承诺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从之前的5%-15%降低至35%至45%的目标，却拒绝为其范围3排放量承担责任(ConocoPhillips, 2020)。相较之下，BP承诺降低范围3的排放，但却不包括其40%以上的石油产量和15%的天然气。美国雪佛龙仅表示在2023年前将石油的排放强度降低5-10%，将天然气的排放强度降低2-5%，却没有承诺“净零”，而埃克森美孚则仅承诺减少甲烷的释放。TPI(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报告指出任何大型石油公司做出的承诺都不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
　　近年来石油巨头公司的相继亏损和政府出台的硬性法规极有可能引起该行业的转型风险。2020年5月，埃克森美孚报告了数十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而BP和壳牌也表示在政府加大力度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前景暗淡，迫使两家公司削减资产价值，使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中国高碳排放企业转型风险巨大
　　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CEADs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碳排放总量为10550.67 Mt CO2)，国际能源部署IEA数据显示，煤是我国碳排放的主力，约占79.9%，相关行业在气候转型中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包括资产搁浅问题及金融风险。
　　牛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预计我国煤炭搁浅资产规模可能达到30,860-72,010亿元(钟正生、张璐，2021)，经济效益低下，比全球其他国家形式更为严峻。除了搁浅资产风险，转型风险还可能导致金融风险。据统计，我国上市火电企业在2019年的总负债为16,310亿元，而资产负债率为65.1%，为融资带来困难为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行业。
　　我国高碳省份在“碳中和”路径下由于对高碳行业的依赖性极有可能遭遇转型风险，造成极大损失。虽然省市相继推出政策减少对高碳行业的依赖，风险却还是高。因此，高碳省份应加大力度部署低碳转型政策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二、转型风险对企业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风险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极有可能面临物理风险及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指长时间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给企业带来的财务经济损失，而转型风险指政府、社会部门或私人机构等主体为控制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及行动与现行金融体系不适应，继而对金融稳定与经济环境造成冲击的风险。高碳排放量省市、行业及企业极易面临转型风险，形成搁浅资产等其他危害。
　　（一）形成搁浅资产
　　转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危害之一为搁浅资产的风险。为贯彻实施《巴黎协定》稳定气候变化，高耗能、高污染资产将经历价值变动，促使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资产产生减值风险，出现意料之外或早于预期的账面价值降低、贬值或负债的资产即为搁浅资产。国际海洋战略机构(MSI)在报告《快速低碳转型对航运业的影响》中指出，假设在低碳转型中《巴黎协定》目标实现，世界煤炭消费将下降80%，而石油消费预计将下降一半，并将对市场估值造成颠覆性的改变。劳合社的一份报告则指出气候变化极有可能造成资产搁浅的情形，形式严峻。
　　搁浅的资产可能给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也可能造成安全风险，并为融资带来困难。根据金融智库谈追踪数据显示，如若能源快速转型，即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有可能将扼杀到2025年月5万亿美元化石燃料投资计划的近三分之一。煤炭生产上的市场估值在持续下降，在过去5年内下降了62%，太阳能产品公司的资产同期上升了32%(Nawaz, 2020)。这让公司在为新投资融资筹集资金时遇到更多困难，新投资却又可能会影响能源系统的安全(Nawaz，2020)。据统计，全球已有20余家全球性银行和保险机构宣称将不再为该行业提供融资与保险服务。这很有可能将扰乱金融市场价格信号并且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搁浅资产除了可能扰乱金融市场及让造成融资困难，还会造成高碳能源的搁浅，以及价格冲击(王瑶、施懿宸，2020)。据Financial Times2020年的预测，如果到2100年将升温目标控制在2摄氏度，全球59%左右的煤炭储备将成为搁浅资产；如若将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比例则上升至84%。这充分显示了在政策要求下实现经济转型将对该行业造成不可逆转的搁浅资产风险。在能源供给层面，刚性政约束将造成供需缺口，导致化石能源价格提升，并在传导至下游时形成通胀。
　　（二）企业股票、财报表现受负面影响
　　转型风险不仅会造成高碳能源企业的搁浅资产风险，还会波及到企业的股票及收益。在碳中和背景下上游行业经历价格暴跌、需求大幅度下降和汇率波动的情况，大大加重对该行业的打击，导致财务和运营业绩面临巨大压力，前景暗淡。据悉，上游行业中页岩油和致密油投资将受到最大打击(Rystad Energy，2020)，约有125家勘探与生产公司在2020年宣布将大力削减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的信息，以应对油价暴跌的情况。
　　许多能源企业财报上呈现负值的现象增加了转型风险的发生。标准普尔500指数中能源行业所占的份额已从十年前的12%左右降至3%，众多企业受到波及。石油巨头之一的埃克森美孚的市值从2007年的5000多亿美元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不到2000亿美元的境况，揭露了能源企业近年来走势下跌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能源需求与经济增长急剧收缩，极有可能加速转型的风险。壳牌与2021年二月份发布报告称COVID-19造成的需求量下降导致其去年净亏损达到217亿美元。分析师预测2021年年底前规模较小的公司可能会出现破产潮，致使200多家公司陷入困境(Nicholas，2020)。这进一步证实了该行业正处在危机阶段，需谨慎思考未来的商业模式。
　　（三）ESG表现不佳企业将难以进行融资
　　ESG投资是一种整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因素，将获得更高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标的投资方式。近来年，资产管理机构积极开展ESG投资，GSIA数据统计，2018年30.7万亿美元的ESG资产管理规模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的30%，且这一比重在过去5年中呈加速增长趋势。据贝莱德统计，仅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基金市场整体资金净流出3847亿美元，其中ESG策略作为主要投资的可持续型基金全球净流入405亿美元。2018年中国A股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这强化了国内资本机构对于ESG理念的融合和产品创新趋势。投资机构通过ESG优化投资组合、限制企业投资等形式倒逼企业转型，因此若企业不积极谋求转型，将难以通过ESG渠道进行有效融资。
　　国际上已有众多能源公司致力于披露ESG相关信息，加强可持续发展计划，以减少转型风险。NS Energy发布了公司在ESG上的具体表现及计划，包括计划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疫情期间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全，以及尽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表现等，充分展现了国际能源企业对ESG理念的重视。
　　三、环境压力测试可帮助企业评估自身转型风险
　　环境风险与各种风险间的关联度持续上升，影响企业的策略、投资回报率和营业利润(王遥、施懿宸，2019)。在“碳中和”的路径下，(高碳)企业极有可能遭遇转型风险，带来巨额损失，而环境压力测试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自身的转型风险，及时并积极策划相应的应对措施，帮助避免环境和气候因素造成的市场风险，从而将损失降至最小。
　　2017年，中财大绿金院作为中英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的重要参与方，针对资管行业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并发布中英文《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业环境压力测试研究报告》。2018年进一步对信贷资产开展环境压力测试研究,发布年度成果《环境因子对企业信用风险之分析》研究报告。中财大绿金院环境压力测试方法学是国内首个系统性探讨资产管理业投资组合的环境压力测试，相较过去的环境压力测试，该研究探讨了环境因素对于市场风险影响，并结合敏感性分析与情景分析探讨资产收益率与风险值的影响。中财大绿金院以为兴业银行、苏州人行等金融机构完成了环境压力测试，有效指导其在转型发展下的资产管理。
　　企业应当积极采用压力测试，分析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对资产组合的效果，通过测试资产组合在突变的市场压力下能否经得住考验，来减少一部分的风险，才能更好地运作。
　　四、高碳企业从业务端和融资端积极谋求转型
　　在“碳中和”政策背景下各国政府要求高碳公司大力减排，给传统能源企业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失，包括业绩和需求量下滑导致的盈利亏损，并且可能伴随高转型风险，使企业再遭重创。因此，在明确自身转型风险后，传统能源企业(高碳企业)需紧迫研究应对方法，通过业务和技术转型降低或避免转型风险的伤害。
　　（一）碳密集能源到新能源
　　据彭博新能源预计，随着新能源成本的不断降低，预计其发电成本将比煤电发电成本低一半。新能源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传统能源企业的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倍、融资成本上升，预计到2030年我国煤电企业违约概率将上升至24%左右，带来更大风险。因此，企业因积极在业务方面加速发展新能源，做好完全的准备来留足缓冲。
　　新能源泛指在新技术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波浪能等。新能源相较于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小，并且能源供应稳定。例如能源公司壳牌于2021年五月宣布推出蓝色汽油，虽依然含有石油量，但可再生物质占比相对更高，使汽油发动机在可持续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Mark, 2021)。企业还需继续拓展新能源发展方面的业务，以此高效率减排，并为以后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二）积极运用CCUS技术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是指捕获并提纯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再继续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加以循环利用，被公认为是一种有效实现减排目标且成本最低的脱碳技术，预计其在IEA的2℃减排目标情景(2DS)中可贡献 14% 的减排量(IEA, 2017a)。
　　CCUS相较于CCS可以把二氧化碳资源化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更具有现实操作性。2013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通知》，推动CCUS研发部署。高碳企业应跟随政策发展积极运用CCUS技术助力碳减排，实现碳中和，从而减少刚性政策下可能引发的转型风险。
　　（三）积极为转型进行融资
　　高碳企业融资暗藏风险。我国高碳行业的信贷获取趋势正在逐步下滑，极有可能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带来金融风险(钟正生、张璐，2021)，而绿色金融为满足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正在迅速发展。据报道，2021年5月1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现首批可持续发展挂钩证券(SLB)，鼓励企业制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满足融资需求(刘开雄，2021)。因此，在高碳企业经历融资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应积极主动通过转型或拓展业务进行融资，减少财务状况恶化，使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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