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双碳目标”东部先“探路” 专家称达峰只是拐点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有关目标最终也会分解到各地方，地方在迈向碳达峰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路径仍值得探讨。

“再雄伟的目标都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方方面面来努力，所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后都是要由地方来实施落实。”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实践尤为重要。

他认为，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则认为，“十四五”（2021-2025年）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顺利实现达峰目标。

东部地区应在“十四五”碳达峰

李俊峰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有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全国要在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他指出，实际上从能源消费增长来说，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本世纪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全面增长，现在则是由一两个项目拉动增长。所以，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碳排放的重点区域，高耗能、高碳化能源特征非常显著，但与此同时，长三角也是中国绿色低碳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

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朱晓明表示，在绿色发展方面长三角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储备，如长三角是中国光伏制造产业链最完整、产量最大、企业和从业人员最集聚的区域，光伏、氢能、储能等碳中和相关领域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对于长三角地区未来该如何更好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服务，朱晓明建议，一是要以应用拓市场，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二是继续压降煤炭的消费，着力降低燃煤比重；三是强化智能电网建设，增强源网荷储一体化调度能力。此外，还应建设碳中和的创新高地，设立一批高碳企业的脱碳技术、建设一批碳中和的试点示范项目等。

上海正在搭建国家碳交易市场。朱晓明认为，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让上海碳交易市场发挥好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作用，还应借此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扩大交易品种，活跃交易活动，让企业积极推动交易市场的建立，并参与到减排行动中。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碳排放的另一个重点区域。深圳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缩影。

“2010-2019这十年来，深圳通过创新驱动、绿色导向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了更有质量、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全市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趋缓、碳强度持续快速下降、结构减排效应显著增强的特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认为，过去十年，深圳碳排放的增长显然低于经济增长，正在属于脱钩过程当中。

在分析深圳市“十四五”碳排放趋势时，唐杰认为，深圳具有2022-2023年碳排放达峰的可能性。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深圳产业将持续转型升级，产业高级化、结构高端化仍将是降低碳强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动力量。“预计制造业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原因是高产出低碳排放行业占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低碳强度的新兴制造业占比明显上升。预计到2025年，优势制造业占比会超过82%，比2019年提高5个百分点。”

此外，唐杰还表示，深圳的高质量发展会持续产生结构性减排效应，碳强度下降幅度将延续过去十年的趋势，累计下降将明显超过国家碳强度下降18%的目标。“按国家考核口径，‘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将在0.5%以下，根据国际上已达峰地区的经验，标志着深圳进入达峰平台期。”

碳达峰之后，如何走向碳中和？

李俊峰认为，其实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海南省、深圳市等已经可以开始谈论碳中和的问题了。“实现碳中和时间虽然还有40年，但若是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不在2040年或者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全国则无法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恐惧症”大可不必

除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省份本身就是化石能源的主产区。比如，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未来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形势？

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战略规划主任傅莎认为，内蒙古的资源条件完全可以从煤炭基地转为清洁电力生产基地。

内蒙古有丰富的清洁资源。傅莎估计，双碳目标下，2030年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总量有望达到15亿至16亿千瓦，2050年将达到45-60亿千瓦。

“若内蒙未来可再生能源开发量能达全国的1/5，可在很大程度满足华北、华东的能源需求。年均新增投资需求有望达到5000-6000亿元人民币，占当前GDP比重的30%左右。”傅莎还表示，内蒙古应在实施基地转型策略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本地清洁能源和热力系统，助力高耗能产业转型。

依托大湾区、受益于自贸港建设的海南，作为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省份，又该如何在碳减排方面早作准备？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海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走很多东部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当中走的传统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当立足于自贸港经济建设的契机，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寻求一条独特的创新发展路径。

“海南要实现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在清洁能源上可以做更多‘加法’”，柴麒敏谈到，例如，海南可依靠自身的灵活性政策，在交通电气化、高速公路充电桩基建实现布局，同时，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风电、核电等领域海南也有施展拳脚的潜力。

他认为，海南在高质量建设碳中和自贸岛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绿色投资、供给、就业，能给其带来超越传统的发展路径。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指出，在做能源研究、能源开发、能源规划、能源转型的时候，就要开始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业等率先探索转型之路。”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建议，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

他还谈到，应解决中央地方激励相容问题，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统一，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要适应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还要关注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多样化影响；关注公平转型，有序过渡，对于转型中的就业、地方财政稳定等问题统筹考虑。

现在一些地方有“碳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

李俊峰认为，“其实，碳达峰只是一个拐点，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而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