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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和平商榷:垃圾焚烧“隐秘”成本不是这么算的!

来源:环保设备网
时间:2020-11-27 1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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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和平商榷:垃圾焚烧“隐秘”成本不是这么算的!11月3日,澎湃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活垃圾管理背后的“隐秘”成本》的文章,作者系绿色和平组织项目主任,

11月3日,澎湃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活垃圾管理背后的“隐秘”成本》的文章,作者系绿色和平组织项目主任,文中称: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还是填埋和焚烧,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害化”。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观点笔者无法认同。

鉴于绿色和平组织是较为成熟的公益性组织,且文章发布在知名媒体平台,笔者认为应该有所表达,孰是孰非,供读者评断。

一、未实现“无害化”处理,无从谈起

在绿色和平的文章中,“估算”出2018年中国每年生产的生活垃圾为5亿吨,且根据住建部统计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为3亿吨左右,以此得出结论:农村地区2亿吨生活垃圾没有纳入清运处理范围。

从而更进一步表达观点:大中城市生活垃圾虽然得到清运和处理,但方式为填埋和焚烧,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害化”处理。

这样的逻辑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

据资料显示,北京市生活垃圾年产量约900万吨。按照原文章观点,2亿生活垃圾没有进行清运、处理,相当于我国每年有22个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生活垃圾无人问津,这样的“估算”究竟有何依据?

笔者分析,“估算”依据或许是根据“中国人每天产生1公斤生活垃圾”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推算,得出14亿国人每年产生5.1亿生活垃圾的数据。

但别忘记,随着城市化进程,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产生的垃圾已经通过环卫系统进行处理。而真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远不足1公斤,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11月15日,央视新闻报道,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全国有93%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比2017年提高15%。这一数字符合我们对于农村环境面貌的整体认知,那么“2亿吨农村垃圾未得到处理的”言论显然是漏洞百出了。

绿色和平文章中论断,我国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和焚烧,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害化”处理。

虽然文章中并未给出所谓“真正意义上”是如何定义,但从行文上来看,分别列举了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数据来对这两种处理方式进行指责。

其中,耸人听闻的数据包括:“2002年,中国填埋场地下水超标率已经高达88.6%,北京90%以上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

笔者根据原文参考文献中找到了,“北京90%地下水被污染的”来源出处,这一数字出自2003年《新闻周刊》采访中国环境科学院一位研究员得到的。此外,笔者并未查询到严谨的学术文章中的统计数据。

同样,笔者也并未查询到关于“2002年,中国填埋场地下水超标率达88.6%”的数据来源。

而笔者查询到2003年3月中新网报道:北京的环境监测员每天从设在垃圾卫生填埋场内及地下水上下游地区的不同检测井中提取水样监测,多年的数据显示,北京的地下水没有被卫生填埋场垃圾污染。

填埋的方式现在逐渐被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淘汰,以效率更高的垃圾焚烧技术作为取代。而这一处理方式也成为绿色和平文章攻击的重点。

原文表述:“2004年,中国垃圾焚烧厂已经成为三大排放来源之一,排放的二噁英总量高达10.2kgTEQ,位居世界第一”。按照正常人的阅读逻辑来看,这句话的主语为“中国垃圾焚烧厂”,其年度排放总量为10.2kgTEQ。

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在2015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42页中,笔者找到了这句话的来源出处。原文表述为:“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可知,我国2004年各类排放源二噁英排放总量为10.2kgTEQ,主要排放源为金属生产、发电和供热季废物处理,这三类排放源贡献量合计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1%。”

很明显,原文中10.2kgTEQ的排放总量,为“金属生产、发电和供热及废物焚烧”三项来源的总和,且所谓“废物焚烧”还包括了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等处理方式,生活垃圾焚烧所占的排放占比又会更少。

然而在绿色和平的文章中,不知何故把几种生产方式中的二噁英排放量全部“归功于”生活垃圾焚烧,令人费解。

其实,关于垃圾焚烧二噁英的问题,业内已有普遍定论。

根据浙江大学邱坤赞等于2003年3月发表论文《二噁英在流化床垃圾焚烧炉内生成及分解的模拟计算》中的理论计算结果表明,焚烧炉在组织良好的燃烧条件下,燃烧温度大于800℃,停留时间大于2s,入炉垃圾带入的二噁英分解效率可达99%。

2014年7月1日实施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控制做了规定。该标准要求,炉膛内焚烧温度必须≥850摄氏度,炉膛内烟气停留时间必须≥2秒。

部分省份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去年11月颁布的《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对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提出了比国标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如二噁英类测定均值由国标的0.1ngTEQ/m³降至0.05ngTEQ/m³。

监管方面,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垃圾焚烧厂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监控每台焚烧炉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

这些都说明了国家对垃圾焚烧技术和监管层面,都彰显了最大的力度。对比绿色和平文章中,关于垃圾填埋和焚烧方面危害所列举的部分论据,至少是存疑的。而笔者认为,文章中之后所表达观点同样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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