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团体参与迈向“零废弃”——细数台湾垃圾政策变迁史(二)

一、民间协助推动资源回收与厨余回收政策制度化

台湾民间团体在早期就透过小区的实践与倡议，发现了很多资源回收的实际问题。比如，分类后清洁队来清运又混着垃圾一起载走，突显后端通路的问题；它们也协同传统拾荒回收业者一起抗议政府规划的“单项企业垄断式资源回收体系”，并促成后来开放式的“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较健全的“资源回收四合一”体系。

民间环保团体在实际推动厨余回收和堆肥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5年开始，民间团体开始着手小型的厨余回收试办，并且和地方农户合作末端堆肥处理。随着民间的尝试，渐渐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协助中间清运，将回收点和堆肥点连接起来。

民间团体随后倡议政府将厨余列为法定回收物。2006年，政府公告厨余为指定回收物，辅以垃圾强制分类的法令和相关预算、奬金编列——厨余成为法定回收物才算大功告成。

这一过程中，民间团体充分扮演了催生的角色。从自己实践开始，摸索出一套收集、分类、处理的方法，向政府和社会证明可行性；接着，透过媒体进行社会教育，让社会理解到厨余不只是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让公共部门能放心地逐步建置配套措施，进而全面上路。

二、民众参与：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反对与监督

1991年起，建设大掩埋场、大焚化炉的末端思考主导了全台各地的垃圾政策。民间团体认为应以需求管理而非供给导向来响应垃圾危机；另一方面，方案的选择也应更公开透明，要有民意参与及风险评估，而非简单的精英决策模式，特别不应以多数暴力来强把污染设施推给少数、弱势及偏远地区的民众。

这些民间的参与，有系统性的监督，也有不同的型态和面向，包括了：

1.民间参与官方的掩埋场总体检

2.小型焚化炉监督抗争

3.对已完成大型焚化炉监督，催生进场管制机制

三、民间建立“反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的政策推力

除了前述的在地抗争外，地方团体、环保团体和其他力量还组成联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垃圾问题影响层面广，且各方利益纷杂，因此民间团体有理有据的主张和力量，反而成为政府推动进步政策的正当性与助力。

1.“民间零垃圾政策推动委员会”

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推行过程中的角力比想象中曲折，当中民间团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试办期间，民间团体就有很多的建议和参与。比如建议市政府应同时加强畸零地[1]的整理并加以绿美化，才能减少任意弃置和破窗效应。[2]

中间因为政治角力，或是一些民众的反弹，也造成很多政策推动的不确定和非议。因此，2000年“台北市民间零垃圾政策推动委员会”成立。其中除环保团体之外，还包含了反对焚化炉兴建的小区、已建焚化炉的小区、反对兴建新掩埋场的小区。他们共同发表《台北市垃圾政策轴线翻转——催生台北市零垃圾政策说帖》。对于“随袋征收”制度的试行，委员会表示肯定与欢迎，但也指出决策应公开透明，应事先邀集民间各界凝聚共识。委员会更认为“清洁队员是此政策推动的第一线”，既是执行者也是最佳的“倡导教育者”，应事先与其沟通并花心思游说奖励，让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台湾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的成立：连地方政府都加入

在台湾垃圾政策逐渐转型的过程中，民间团体觉得应该要全盘检讨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当垃圾减量越来越成功，政府却还在盖更多焚化炉——这是错乱的政策与资源的错置。如何“迈向零废弃”，成了民间团体的重要目标。

于是，2002年9月成立了“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台湾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TAIA，TaiwanAnti-Incineration/AlterativeofIncinerationAssociation）。

参加这个联盟的，除了环保团体及地方居民，还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后者意识到，焚化炉的高成本将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焚化炉是集中式大型处理设备，与地方政府推动的资源回收政策、厨余堆肥政策有严重竞争关系。

联盟成立后的几个月，与立法院议员合作，给政府很大压力。环保署于是承诺将重新全面检视焚化政策，愿意由立法委员（立法院关心永续发展的次级团体“永续会”）、民间团体规划，环保署协办，共同举办全台“废弃物政策高峰会”。

四、促成政策检讨与转型：垃圾高峰会

“废弃物政策高峰会”在2003年举行了5次分区会议及1次全台会议。分区会议参加者包括居民团体代表、学者专家、地方政府及环保署官员。各地民众都揭露了很多真实且严重的问题，所有的建议都送至全台会议。最后在台北举行了全台会议，结论是应结合政府、民间及企业的力量，朝“零废弃”方向迈进。

为了响应高峰会的要求，环保署提出了一份《环保署<垃圾处理方案之检讨与展望>草案》，报告中首次提及“零废弃”。2003年底，《垃圾全分类零废弃行动计划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出台，之后2007年又出台了《一般废弃物资源循环推动计划》。

TAIA与立法院合作召开“废弃物政策高峰会”的最大意义，是开启了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正式管道和模式，让民间建言可以经由公开的过程汇整，建立理性讨论平台，给决策单位作为施政的检讨与评估根据，并使得环保署必须响应民意，积极提出一个符合永续性的政策规划。

五、小结：迈向零废弃的推力与拉力

台湾垃圾管理政策转型过程中，各种型态的民众参与至至关重要，虽然这些参与看似与政府部门意见不一，但却反而成为政府推动垃圾管理的重大助力。

台湾废弃物管理政策的轴线翻转[3]和很多地方的抗争过程，凸显了很多被掩盖的问题，也替整个社会争取了很多思考与反省的空间。

这些过程中——不管是后端设施的兴建还是前端的管理制度变化，民众的参与均形成了迈向零废弃的“拉力”与“推力”。

注释：

1.台北市有很多没有规划或隐蔽的小空间，因此容易形成脏乱死角。

2.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是心理学理论，指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3.把原来“垃圾后端处理”的思考主轴，翻转为“垃圾前端管理”的思考主轴。“轴线翻转”也是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选举时的竞选口号（台北城市“发展轴线”，从东区新城区转回西区旧城区），因此台湾环保团体也引用此口号要求政府“垃圾政策轴线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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