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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孟清:推进污水垃圾处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任务之一

来源:环保设备网
时间:2020-11-04 1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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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孟清:推进污水垃圾处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任务之一乡村建设是当下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更是备受重视。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

乡村建设是当下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更是备受重视。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任务一波接一波;加强村两委建设、选派村第一书记、新农合建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1992年)、取消农业税(2006年)、财政转移、资本下乡、知识下乡、农村工业园(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园建设等举措力度空前;示范村,诸如旅游村、地产村、大农业村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尽显乡村建设的紧迫性。

1.乡村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的乡村究竟有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乡村呢?这些是讨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中国乡村延续上千年,是粮食、人力、生态和中国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等资源的涵养地,曾长期是中国的主流社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好与不好,但中国乡村成为自我繁衍的牺牲品,长期存在固步自封、小农经济、土地羁绊、“贫、弱、愚、私”及其因果循环等现象;当前,存在乡村集体和人均收入偏低、创收渠道较少、收入存在不稳定风险、消费能力不足和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

不仅要看到乡村问题,更要看到导致乡村问题的因,这个因便存在于乡村人及其社会中。千年乡村自有其理性——与生俱来的思维和行为,其中的一些理性是与工业现代化和都市文明相冲突的,相冲突导致和增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种张力撕扯乡村,暴露出乡村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不相容的问题不等于全盘否定相冲突的理性,而是扬弃那些相冲突的理性。乡村是村民的社会,归根结蒂,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改造乡村人及其社会。

(1)内外有别:向内用力,向外观望,公民意识淡薄。

村民打出生便有“修齐治平”情怀。这个“修齐治平”不仅仅是村民的人生使命,也是村民的人生向上次序:先修身后齐家,再治国和平天下。绝大多数村民终其一生,若能做到修身齐家便算不辱使命,断难跃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台阶,久而久之,便自觉地认同了“个人(天地之人)”“家人(家庭之人)”身份而淡化了“公民(公家之人)”身份,把个人和家庭视作本分之内,把国和天下视作本分之外,形成一种内外有别的理性——向内用力和向外观望。

向内精心呵护,承担“个人”“家人”责任和义务,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基于伦理情谊的差序圈子和家庭小天下,保障身家性命无忧和个人悠游自得。向外漫不经心,甘做看客和见风使舵,虽满嘴国天下,却忽视国家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几乎无视平天下的责任和义务,言而不行。这种向外观望是公民意识淡薄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是国家观念淡薄、公共观念淡薄、法治观念淡薄、参与政治意识低下和组织纪律性差——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一短处。

(2)委曲求全:置身自然,安心恬荡,革新精神淡薄。

村民惯于采用笼统、模糊、中庸、推己及人的思维去认识人、事和物,欠缺科学思维能力,尤其欠缺定量分析能力,加上缺少系统教育和科学知识,对人、事和物的认识往往也是笼统、模糊和折中的——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二短处,遇到精于分析的人和需要精准分析的事便不堪一击,甚至受控于自生自灭的自然之物。认识到自身力量弱小,又出于保障身家性命无忧和个人悠游自得,于是便以“天意”自慰,把顺从天地自然和家庭的意志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形成委曲求全的理性——置身自然,安心恬荡。

村民“置身自然,安心恬荡”,是一种依靠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求生、自守和保全之策,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艰辛和无聊,是弱者的意欲控制和自我麻醉之术,是认命似的安于现状而缺少革新和改天换地的精神的体现,是一幅好山好水好寂寥场景,而非“寄情山水,物我两忘”,如告老还乡般怡情悦性。这种委曲求全让人觉得村民弱、懒、散、愚、蛮、苟活、和稀泥、逆来顺受、自我麻醉和是非不分。但在耕读传家和人生向上激励下,乡村不仅是生态自然的涵养地,也成为人力资源的涵养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比皆是。出奇的是,这种无奈的“置身自然,安心恬荡”成就中国乡村特色和人与自然有序和谐相处的乡土文化,尽管与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格格不入,却仍然延续不断,令人心往。

(3)助人达己:重义轻利,不逐小利,利他能力不足。

中国伦理精神鼓励克己为人和知恩图报,通过约束自己思维和行为而利人,回报他人的恩惠,补偿他人的损失,鞭策损人行为,以至助人达己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性,最一般的表现是中国人重义轻利。重义则要求人对外界该当尽什么义务,轻利则不准人表达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梁簌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2页,2017年北京第2次印刷)”,是一种错位的义务与权利观(义利观)。

中国人的这种义利观与西方人的义利观完全相反。西方人的义务是外界(法律)强给的,是必须承担的,西方人也接受外界课给自己的义务;中国人的义务是自愿的,因而不是必须承担的。西方人的权利是自己要求的,外界必须赋给;西方人主张、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誓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权利是外界给予的,并非一定能够得到。但中国人不自己主张权利并不代表中国人内心不希求权利,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可窥见一二,只是碍于伦理精神,刻意隐晦权利要求罢了——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三短处。

此外,不逐小利也是中国乡村义利观的一种典型表现。小利不屑,大利不得,致使乡村贫而又贫,“贫、愚、弱、私”因果相循,利他能力不足,后果是打击助人达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和自觉性。大利不得的主要原因是3缺:缺资金、缺科学技术和缺市场开拓能力。

(4)乡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殊死拼搏勇气缺乏。

经百年变化和“一化三改(1956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的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国乡村仍不失为“伦理本位”,主要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情谊维系。社会方面,以“家”为重,依据亲疏厚薄形成差序圈子。经济方面,家庭成员共财,圈子成员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形成土地保障辅以圈子相保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保障的传统模式,这是一种可靠性差且阻碍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的保障模式——这是中国乡村的第四短处。政治方面,中国乡村的国家观念一直淡薄,在尊重伦理关系的同时促进政治进步是乡村建设的一大课题:政治组织与伦理关系如何相处,政治目的与维持伦理关系稳定如何相融。

中国乡村的家庭拥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可以自行其生产,全家大小共同努力和相依为命,或务农,或做些手工业,或从商等,小农、小工、小商各为生业,形成“职业分立”的乡村职业形态。这种职业分立形态与伦理本位交互为用,职业分立源自伦理关系,又强固伦理关系。详见梁簌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第28—36页论述。职业分立不适应规模化生产,且被规模化生产严重冲击,如手工业消失殆尽,小农业举步维艰,村民宁愿外出打工,较少从事小农小工小商。即使如此,乡村职业分立仍然是村民生计的一种保障,一旦遇阻,村民便可以退回乡村再为生业,导致村民没有背水一战、殊死拼搏的理性——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五短处。

以上列举了内外有别、委曲求全、助人达己和乡土社会几种理性,这些理性不能用好与不好或落后与先进来形容,但这些理性含有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东西,如上述的公民意识淡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欠缺、向外观望(看客心态、见风使舵心态)、革新精神淡薄、隐晦权利要求、利他能力不足、殊死拼搏勇气缺少和乡村传统保障模式不足等,需要在乡村建设中逐一解决,以发展乡村经济,塑造村民知礼守法、崇善向上的公民精神,培育村民的自觉能动性,打造村民的向上人生,建设美丽美丽、有序、和谐、温馨、富饶、活力乡村(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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