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日本的药方治不了中国垃圾分类的病！

中国垃圾分类的困境在哪里？

从笔者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高层对垃圾分类的决策指示，与基层实际工作者的迷茫形成了反差。其实，这种迷茫来主要来自垃圾分类中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我们城管系统的管理经验。

纵观垃圾分类的各种方法和模式，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怎样激发民众的“自觉自愿”。强制处罚只能作为警戒手段，如果全社会未能形成普遍共识，监管成本就会提升，且基本没有落实能力。

说到自觉自愿，恐怕不是一句“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这样的宣传标语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却是国民“自觉自愿”的全球典范。在很多文章和讨论中，人们总喜欢把“素质”挂在口头上，但真实情况其实复杂的多。

一、多方博弈下造就的日本垃圾分类

日本的垃圾分类之路，是伴随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而衍生出来的。简单说，是由民主政治、末端处理格局、环保情绪、民族文化几方面共同影响。

影响一、民主政治方面

1955年，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成为自民党。最近宣布辞职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便是前任自民党党魁，现被菅义伟接替。自此，自民党开始了长达38年的长期执政，被称为“55体制”。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开始腾飞，政治上开始全面倾向美国的战略方针，并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478美元上升至1995年的4.34万美元，而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09美元。在“55体制”下，日本一股新的势力诞生，就是民间非营利组织。

在日本“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下，将很多职能移交给民间非营利组织，形成了政府—营利部门（企业）—非营利部门（民间组织）三元社会结构。

影响二：末端处理格局

60年代，伴随日本的经济飞跃而出现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发生在水俣市和新潟市两地本的水俣病（水银中毒）、发端于富山的痛痛病（镉中毒），发端于三重的哮喘，四个地点被称为“四大公害”，成为那一时期的民族之殇。

媒体的发酵下，加上民主抗议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足以埋下之后几十年日本人对环境问题高度警惕的种子。于此同时，一场旷日持久的“垃圾战争”在东京拉开帷幕，其余波影响了日本现在末端处理格局和垃圾分类。

影响三：环保情绪

提及日本垃圾分类，本地文化中的“爱洁净”和“爱分类”总被人津津乐道，但把这种气质推广至所有日本人身上，其实是高估他们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量与垃圾产量相伴而生，日本垃圾遍地。在当时，“素质”这个词与大多数日本人是沾不上边的。

1970年，日本教育学家高桥敷教授就撰写《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历数日本人乱丢垃圾、随地小便等不文明行为。这一景象，七零、八零后是否看着眼熟？

△1962年市民会馆（剧场），观众离去后留下遍地垃圾

△1967年，一条名为“千间川”的河流过大阪市住宅区，此河后被政府填埋

此后，日本加大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但是垃圾产量最大的东京市江东区和杉并区两个地方，针对垃圾处理设施的争斗持续了8年之久，直到1974年才宣告结束。具体经过不多赘述，无非是都不想把垃圾场建到自己身边，国内的邻避事件与之相比，温和的像个孩子。这样的事情绝非孤例。

70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垃圾战争”四起，到90年代迎来了全国性的小高潮。1995年的调查表明，全国各都道府县围绕垃圾处理而起的纷争高达368起，其中279件都与垃圾堆填相关。

既然都不想给别人兜底，那就各扫门前雪，多建设小型处理设施吧。日本现在又多又小的垃圾焚烧格局就此形成。政府也想明白了，与群体事件相比，成本根本不叫事，毕竟花的是纳税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