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相比，宁波垃圾分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对浙江工作提出新目标：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重要窗口”的“全面”实现，绝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够轻易实现的，必须为之付出巨大的艰苦的长期的努力。垃圾分类作为展示城市形象与面貌的重要工程，是突显“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际形象起着影响作用，是难以量化的非物质的国家利益。

1、垃圾分类现状

2017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1520.9万吨。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可以预见的是，生活垃圾总量将会进一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截止至203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可能突破3亿吨。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强固体废弃物与垃圾处置，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绿色治理体系。

垃圾分类作为绿色治理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某种意义上是绿色治理的一个缩影，垃圾分类的成败与能否成功唤醒群众绿色意识，关乎绿色治理的成败。宁波垃圾分类工作成绩突出，居于全国前列。可当我们把视角放在全球，宁波垃圾分类工作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方面，已经实行垃圾分类40多年的日本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日本垃圾处理政策历史演变

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政策的演变，大致可沿着“末端处理→源头分类→回收利用→资源循环”的渐进式演进，反映了日本对垃圾处理认识的不断转变与提高。

（一）末端处理阶段

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均处于“末端处理”阶段。1900年，日本颁布《污物扫除法》，明确政府对公共环境卫生的责任。这时候的垃圾一般作填埋或堆肥处理，小部分作焚烧处理，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预防垃圾中的微生物引发的传染病。

▲日本街头垃圾桶

20世纪5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出现复苏，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剧增，垃圾排放量也随之增加。1954年，日本制定了旨在“处理污物、清洁属地、解决公共卫生、改善生活环境”的《清扫法》。这部法令规定了以市区为特别清扫区域、以市町村基层政府为清扫实施主体，至此建立起了由市町村基层政府负责、以市区为特别清扫区域的垃圾处理体系在日本初步建立。

随着经济的腾飞，垃圾也大量产生，但是垃圾处理设置的落后，导致了大量垃圾无法得到有效处置。又由于化肥的使用，农村开始拒收粪便，于是出现粪便倾泻进大海的现象，一度导致东京湾恶臭难闻。

1951-1962年，东京垃圾处理总量中80%是填埋处理，又因日本地形狭小，其中70%又利用大海填埋。粗暴的填埋处理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恶臭、环境恶化、疾病等。

▲今天的东京湾夜景

为此，日本工会组织“自治劳”发起“城市清扫改革运动”，要求国库出资改善城市垃圾和粪便处理设施。为响应此项运动与迎接64年奥运会，日本政府于63年出台《生活环境设施整备进紧急措施法》，此后厚生省又据此制定了《生活环境设施整备五年计划》。

可垃圾焚烧装置的安置又产生了巨大问题，没有人愿意政府在自家居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东京都杉并区居民与江东区梦之岛居民就垃圾焚烧装置的安装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垃圾战争”。

“邻避”运动的盛行促使日本政府反思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并意识到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的缺陷，并决意改变垃圾处置方式。

（二）源头分类阶段

1970年11月，日本召集第64次临时国会，专门审议公害相关法案达14项之多，也因此被称之为“公害国会”。包括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废弃物处理法》，废除《清扫法》等。其中《废弃物处理法》将垃圾分为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标志日本进入源头分类阶段。此项法案明确了垃圾处理单位，市町村负责生活垃圾的处理，生产企业负责工业垃圾的处理。

1971年，日本厚生省发布《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律的施行规定》，对各类有害物质均制定了有关的处理细则。同时，各地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专门应对垃圾处理的组织机构。

▲“丰岛垃圾事件”纪念馆内部陈列（图源见水印）

虽然有严格的法律作为支撑，但是恶意倾倒垃圾与违法填埋工业垃圾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如1975年东京多地因填埋六价铬矿渣造成的土壤环境污染事件以及被成为日本国内最恶劣案件的“香川丰岛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日本社会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为减少垃圾排放量与最终处理量，垃圾必须由“废物”向“资源”进行转变。要将垃圾作为“资源”加以利用，就必须调整垃圾处理政策，将重点从末端处理转向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源头治理，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排放、分类回收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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