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26年间垃圾减半，上海可借鉴哪方面经验

上海正全城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如何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不妨看看垃圾分类推行数十年的东京。一项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15年，东京生活垃圾减量竟超过一半。垃圾量成功减少，依靠的正是东京从规则制定、建设、运营到监管全方位做“加法”。

乱扔垃圾就是违法

垃圾减量需要从源头治理。垃圾这件小事，也曾让东京“苦恼”。1989年，东京都23区（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历史峰值，约490万吨。其中一半是填埋处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第一项加法，是增加立法。起初，东京依据《环境基本法》制定颁布了三部法律，分别用于抑制自然资源消耗，确保废弃物正确处理，以及资源再利用。通过立法引导政府、企业和市民正确扔垃圾。企事业单位投放生活垃圾，需要向所在区缴纳处置费用。

但是，如此宏大的法律，未必能覆盖到市民的每一项日常行为。而日本通过一部《轻犯罪法》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一些国家，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乃至游手好闲等个人行为，只需受到“道德层面”谴责，但在日本却被写进法律，并处以罚款甚至刑罚。

完善的立法看似严苛，反而促进垃圾分类顺利推行，久而久之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习惯。

让焚烧垃圾“脱敏”

第二项加法，是垃圾末端处置合理布局，善加利用。

2020年，上海生活垃圾清运量预计将达到每天2.72万吨，垃圾末端处置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末端处置往往会引发邻避效应，不受周边居民欢迎。而东京通过科学布局和运营，让末端处置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在东京都23区，一共有21座垃圾焚烧厂，散落在中心城区各个角落。每天焚烧总规模达到1.17万吨，规划处理量远大于实际量。因此，常年有2座工厂会“轮休”。工人对“轮休”工厂进行维修，确保所有工厂都处于最佳运营状态。

21座焚烧厂中，不少处于住宅区和商业区。考虑到环境影响，东京投入大量资金改进垃圾焚烧的设施和技术，不断提高排放标准，定期对社会公布排放指标情况。2015年，21个焚烧厂支出高达42亿日元，其中近7成是运维费用。

此外，东京把焚烧厂这个敏感角色巧妙包装，提高社会接受度。例如，许多焚烧厂都配有温水游泳池，电力来自垃圾焚烧转化资源，可供附近居民使用。多余的温水和热能就向周边出售，吸引公园、宾馆、体育文化馆、热带植物馆在周边聚集。

分得更细增加可回收资源

第三项加法，则是生活垃圾计量的精细化。在东京，不少区通过制定精细的垃圾计量标准，提升可回收资源的数量。

据介绍，东京每个区都可以制定属地生活垃圾资源化分类方法，东京环境局只提供分类指导。例如，东京都港区按照5种类别分类。文京区更精细，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理出分别品目一览表，将840多种常见生活物品按照6种方式归类，还给出投放的注意事项，并针对大型垃圾和可回收资源两类进行细致指导。东京都几乎所有区市町村都出台了这类操作细则。

监督主体多元化

在东京，监督垃圾分类运营的工作人员，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这就是第四项加法，监督主体的多元化。

东京都23区鼓励居民参与监督垃圾分类的整体建设、运营。东京都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焚烧厂）、居民代表、区政府三方组成“运营协议会”“建设协议会”，负责监督焚烧厂的运转安全、排放物是否超标等问题，并公布环境调查报告。

社区和非政府组织（NGO）也能发挥作用。在东京，社区会积极参与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教育和推广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循环利用。NGO则向社区提供环境保护的教育及学习的机会，监督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行为，提交环保相关建议，为政府及公司管理者举办环保相关的研讨会。

此外，在工业垃圾生产者和工业垃圾回收之间，东京也在思考和引导两者如何建立双赢关系，同时鼓励企业研发新品时倾向于生产能循环或再使用的商品，减少垃圾产生。

上海可从多环节借鉴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还在起步阶段。借鉴东京经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全流程、多环节将得到提升。

一方面，加强法治保障，构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执法体系，加快末端处置设施建设。上海市住建委政研室主任徐存福表示，生活垃圾分类可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让垃圾分类管理更加精细。

在市民垃圾分类方面，有专家认为：四分类标准适合上海目前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置等现状。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生活垃圾管理会面临新的问题。因此，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持续跟踪研究，科学合理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工作方法。

例如，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计量系统，为生活垃圾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数据采集标准规范。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数量、质量数据的采集要求和标准，以及报送渠道和方法。针对可回收物、湿垃圾，完善就地计量体系。

从东京经验来看，管理力量的社会化、引入多元主体监督，有利于提升市民意识，并对垃圾处置过程进行有效监管。